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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讀，二讀，三讀……從第一次閱讀到今天，李某不知不覺已經讀了五回，而蘇童長篇新作《河岸》的味道沒有濃轉淡，反而像火鍋，越熬越出滋味。於是，我不禁想談談這部《河岸》。這部小說的標題是“河岸”，河與岸，組合在一起，是矛盾的。“河岸”這個詞語，是一個偏義詞，理解時是朝“岸”的意義來理解，當然，這其中寄予了意蘊豐富的希望。然而，從小說的內容來看，“河”絕對不是一種陪襯，“岸”也不是理所當然的主要表意部分。河與岸，在小說中成為有疆界的兩個世界。

蘇童成功地劃出了這兩個世界的疆界，但這兩個世界都被庫文軒虛妄的精神幻境籠罩，它帶給庫文軒的是不能承受之輕。生活在河與岸兩個世界，庫文軒始終站在一個親人榮耀的光環之上，這個親人是她的母親——鄧少香烈士——這個他記憶中不可能共同生活過一天的人，他對她怎麼可能產生超越其他任何一個人的深摯情感？其實，他的榮耀（甚至當上了書記）在岸上來得莫名其妙，他被流放到河流的災難便也來得莫名其妙。他從來沒有為自己的“作風問題”反省過，但為了維護烈士母親的榮耀竟肯自斷塵根。

庫文軒表現出的是偏執的“近乎病態的狂想”（普利策文學獎得主約翰·厄普代克描述對蘇童作品的印象），庫文軒失去了個體意識——這一切也可以歸咎於特定環境中或許人不可抗拒，或許是群體放棄捍衛個體意識與獨立精神，帶來的惡果。於是，庫文軒成為了守候在河與岸兩個世界，最為不幸的人。庫文軒守候在河與岸兩個世界，而庫文軒本人則是蘇童給兩個世界劃出的一條界線。沒有“庫文軒意識”的存在，這兩個世界便難以構成。

不可承受之輕使得庫文軒不得不背上沉甸甸的紀念碑，方可自沉於河底。作為個體的他至死捍衛自己以及其時集體虛擬的，對立的兩重天。庫文軒曾在河裡獲得過生機——母親遇難後裝著他的籮筐隨潮水漂走，他因此與神話掛鉤——鯉魚在河中託著他，庫文軒便是在這種帶迷信色彩的精神環境中長大的。這樣看來，或許庫文軒一代和“庫文軒意識”的悲壯謝幕，正是中國社會祛魅的兆徵。

李某認為，該小說用第一部分《兒子》的第一句（也是僅有的一句）“一切都與我的父親有關”，給《河岸》定調的同時便已經給世界劃出了疆界，此外，還暗示了自己小說的表達方向——以個體意識為標準來劃分兩重天。庫文軒是烈士鄧少香的兒子；庫東亮是庫文軒的兒子，兩代“兒子”是兩代人。庫文軒喪失了個體意識，而庫東亮並沒有喪失個體意識，他們生活在一起，共同親歷了磨難。故事的敘述者庫東亮一句“一切都與我的父親有關”將“我”划進故事的同時，也將“我”劃到了旁觀者的席位。

作品以人倫關係作為故事發生的起點，以人的個體意識作為新標準，以通透的“沒有什麼可抱怨”（見蘇童小說第二段）作為敘事的情感基墊。《河岸》傳達的重點將不再是反思，不再是批判，是具備大胸懷之後用個體意識、個體的擔當來看待歷史，正視我們曾經存在的生活，用健康的心態構建我們民族誌學中遺缺的一頁。

《河岸》告訴我，中華民族是我們的，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為本民族，自己所在的時代負責。再次默唸小說的第一句“一切都與我的父親有關”，發現小說的敘述者“我”（庫東亮）和歷史保持了親切的距離，五味雜陳，但毫無怨尤。是的，“沒有什麼可抱怨”，因為，那“一切都與我的父親有關”。

我隱隱作痛，意識到《河岸》容納的是我們民族，曾經生活在虛妄和迷狂狀態下的許多人——他們的一段歷史或他們的整個世界。

最後我想說，《河岸》是一部可以一句一句讀的作品。每一句話都飽含能量，不準確的比方是把它們稱為居里夫人提煉的鈾，或許《河岸》將以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