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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人之間，有一趨勢與日俱增。現代人總以為他們自己是合乎道德的。因為，他們一天一天地把他們自己底過惡往大的和更大的集團頭上推。”（真是至理名言。凡推行集體制度的地方，一定都產生這類現象。因此做殘暴的事而無動於衷。許多談玄說幻者不明此一基本事實，還要“遵古炮製”，寄扭轉劫運於抬起一顆一顆的“心”。彼輩不知一顆一顆的心早已給集體制度壓扁了，如何抬得起來？這樣叫下去，再叫一萬年，還是白費力氣。——譯者）事實的確是如此的。在集體的名義之下，我們似乎可以不負許多道德的責任。

計劃主義者常常心胸狹窄。大多數計劃主義者缺乏一種國際的普遍懷抱。之所以如此，因為在現存的世界中，一個團體對外的一切接觸都足以阻礙其有效地執行計劃。最大多數的計劃者都是軍事性的國家主義者。這並非一件偶然的事。（所以，實行計劃者必須組成幕罩，儘可能地阻絕內外交通，避免外力礙手礙腳，以便好“關起門來幹”。在另一方面，又用種種麻醉和阻塞工具來防制“開放的心靈”之成長。——譯者）

社會主義者在實際上普遍具有國家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傾向。這是遠出一般人想象之外的事。雖然如此，其罪惡之昭彰，尚不若韋氏夫婦及早期費邊社若干分子之甚。彼等之醉心於計劃經濟，尚有與眾不同之處，即崇敬強權，輕視弱小。歷史學家哈維遠在五十年前即對韋氏夫婦有所瞭解。他說韋氏夫婦底社會主義在根本上是反對自由的。他說：“韋氏夫婦並不厭憎王黨（Tories）。”的確，韋氏夫婦對於王黨格外寬恕。同時，他們卻不同情格蘭斯頓式的自由主義（Gladstonian　Liberalism）。當波瓦戰爭（Boer　War）時，進步的自由分子，和開始組織工黨的人在自由和人道的名義下都慷慨地同情波瓦人，以對抗英帝國主義。但是，韋氏夫婦和蕭伯納則袖手旁觀。他們是態度矜誇的帝國主義者。弱小民族底獨立，對於自由的獨立分子而言，也許是很有意義的事；但是對於像韋氏夫婦這樣的集體主義者卻一點意義也沒有。我們依然聽到韋布先生向我們解釋，“未來的世界是屬於偉大的行政邦國的。在這樣的邦國以內，官吏控制一切，而警察則維持著秩序。”哈維又在別的地方引蕭伯納底話說：“世界必然屬於強大的邦國；弱小的國家必須兼併到大國裡，或者被消滅掉。”（猙獰面目，暴露無遺——海光）

在我們所徵引的這些話中，我們可以看出社會主義者怎樣讚美權力，因為社會主義者如此讚美權力，所以易於從社會主義發展到國家主義。這一發展，深切影響到一切集體主義者底倫理觀念。關於弱小邦國底權利問題之態度，馬克思和恩格斯比其他大多數集體主義者好不了多少。他們偶爾對於捷克人或波蘭人所表示的意見，與現代國家社會黨人相似。（可怕！——海光）

從十九世紀偉大個人主義的社會哲學家，像阿克頓爵士（Lord　Arcton）和波哈特（Jacob　Burckhardt），降至現代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思想家，像羅素，都因襲了自由的傳統。這些人認為，權力本身往往是一種最大的罪惡。可是，對於嚴格的集體主義者而言，權力本身卻是一個目的。正如羅素所說的，社會主義者之亟求依照一個單一的計劃來組織社會活動，這不僅是出於獲取權力的慾望而已。這類行動，毋寧系由於為要達到實行集體制度之目的。集體主義者必須增加其權力，才能達到他們底目的。且集體主義者所獲權力之大，在許多地方為前所未有者。

許多自由的社會主義者有一項悲劇式的幻想。他們以為剝奪個人在個體主義制度之下個人所有的權力，並且把這種權力轉移到社會去，這樣便可以使權力歸於消滅。所以，即使是自由的社會主義者，往往也要從事獲取權力，想藉權力來消滅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