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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谷的名言，我曾讀了大感動。這是‘收徒弟’的哲學！”接著又說：“清朝學者李恕谷這段話，意思是說，交朋友的目的在造成自己生前的勢力；但是尋找知己與接班人的目的卻在造成自己身後的勢力。胡適引用這段話的心意，我想和他個人的遭遇不無關係。胡適名滿天下，又喜歡交朋友，所以一直活在熱鬧的氣氛裡，但是這種車水馬龍的熱鬧，是虛榮的、虛幻的，聰明如他，不會不知道。所以他在熱鬧之餘，未嘗不存‘求士’之心。”這裡講的“士”，即徒弟。顯然胡適求賢心切，十分看中李敖的才華。李敖也不辜負胡適的一片好意，花了許多精力和金錢去研究胡適。他當時發表的文章，清一色都是宣揚胡適。

胡適（6）

李敖並非想高攀胡適，這純粹是出自一位剛步入學界的青年對學術大師的尊敬和熱愛。在胡適“保守的自由主義”影響下，李敖憎恨“暴力”和“以暴易暴”，主張“淑世的改良主義”和“和平而漸進的轉移式改革”，並自稱“不見諒於急進者的勇邁”。李敖在中西文化大論戰中發表的《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病》，也在替胡適鳴不平，並對反胡言論一一加以批駁。這時期的李敖確像外界有人說的是“胡適迷”。李敖在給胡適的信中亦坦然承認，是胡適使他“在迷亂裡，放棄了舊有的道路”，再加上李敖的西化論從思想內容到文字運用與胡適均有相似之處，因此在開始論戰時便有人罵李敖在做“胡適的鸚鵡”，是專吃胡適飯的，只會寫胡適的文章，拍他的馬屁，另還有人認為李敖所發起的中西文化論戰，其幕後策劃者為胡適。

李敖雖然崇敬胡適，承繼了胡適的思想和自由主義精神，並給胡適的歷史地位作過最充分和最崇高的評價，但李敖的遠大目標是“要做一個偉大的人”，無論是傲骨狂思的性格還是對學術研究的態度，均與胡適有許多相異之處。如胡適生性溫和，講話婉轉含蓄，而李敖追求的卻是率真與痛快，只要是他認為錯誤的東西，均六親不認加以激烈的抨擊再抨擊。胡適做學術研究與從政時不同，講究“小心求證”，不喜歡把學術問題與政治扯在一起，而李敖研究學術的目的完全在於政治，為*服務。他最感興趣的是現實政治問題而不是發思古之幽情。基於這一點，他十分不滿胡適“老是賣老貨”，對胡適那種“好話說三遍”的態度愈來愈看不慣。

對胡適研究較透的人如徐高阮，早就指出李敖的西化論不是出自胡適，而是受“全盤否定主義者”陳序經的影響。尤其是李敖受國民黨的*、壓迫和蹲大牢後，他不可能像胡適那樣對蔣介石藕斷絲連，對官方溫情脈脈，而是和國民黨水火不容，因而他後來不再相信“淑世的改良主義”可爭取到自由*，反過來認為國民黨是一頭“毫無誠意”的“老虎”，一頭絕不能與之謀皮的“老虎”，只有實行“精英抗暴”和“甘地式抗暴”，才能爭取到真正的自由*。基於這點，李敖宣告：“我的父親是他（胡適）的學生，我並不是他的徒弟。”1960年1月12日，李敖在給啟慶的信中表示了他“對大博士愈來愈失望”的情緒，評價胡適，“簡直可說失去他做思想家的地位了！世上不該有像他這樣不進步的思想家”。他開始後悔過去寫的那些過分讚揚胡適的文章，厭惡別人再把他和胡適深深地扯在一起，以至一聽人家說李敖是胡適的信徒，他就惱火。

李敖由過去對胡適的“捧”到後來對他強烈不滿，都不是作假，而是出於心平氣和的“靜觀”結果。李敖要做熱情、叛逆、勇敢的“戰士”，而不願做胡適那種鑽故紙堆，“整天所賣的竟是一些‘餖飣瑣碎’的舊貨與黴貨”的“院士”。“胡適之”的時代已經過去，當今是屬於“李敖之”這種憤世嫉俗的“厭世家”的另一個時代了。

未能魂歸故里的遺憾

胡適於1962年2月24日往南港主持研究院院士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