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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廣德元年春，史朝義窮蹙自殺，安史之亂終於平定。徵討叛軍的唐朝將領僕固懷恩，為培植黨羽，奏請朝廷以史朝義部將薛嵩、田承嗣、李懷仙等為河北諸鎮節度使。代宗只求苟安一時，竟然答應了。這些降將，各據一方，不修職貢，反使朝廷接連派遣使者，前去慰諭。對此，杜甫深為憂慮：「幽薊餘蛇豕，乾坤尚虎狼。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慎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有感》其二）詩人認為，唐王朝對國內的藩鎮尚且不能節制，又怎麼可能抵禦吐蕃等外族的侵擾？正是代宗的懦弱姑息，養癰成患，致使國威不振，朝野不寧。以後河北各鎮，儼然成為國中之國，山東、江淮，也都仿效，藩鎮割據的局面，一直延續到五代十國，形勢的發展，完全證實了杜甫當時的憂慮。

因擁立代宗有功，宦官程元振深得寵信，專權跋扈，忌功害能。吐蕃入侵，邊將告急，程元振竟將訊息封鎖。代宗向各地徵調援兵，諸將因痛恨猜疑程元振，無人奉詔。代宗返京後，太常博士柳沆趁這非常時機，上疏請斬程元振，斥退諸宦官。由於柳沆的話代表了天下的公意，代宗被迫削去程元振的官爵，放歸鄉裡，但卻不肯嚴加懲辦。「不成誅執法，焉得變危機？」（《傷春》其三）這種曲徇私情、不顧公義的做法，又怎能平息民憤，使將士戮力，轉危為安呢？因能得到帝王的庇護和支援，那些宦官更是有恃無恐，總攬國柄，淆亂朝綱，和藩鎮割據一裡一外，成為扼殺唐王朝生機的兩個惡瘤。

由於代宗在朝中縱容宦官為非作歹，在外又聽任藩鎮驕橫跋扈，對他們賞賜無度，恩寵備至，結果必然是加劇國家的動亂，加重百姓的負擔。「天子多恩澤，蒼生轉寂寥」（《奉贈盧五丈參謀琚》）。這兩句詩，對代宗的昏聵，作了極其辛辣的諷刺。還在肅宗乾元二年（759）任華州司功之時，杜甫就已看到，戰亂之後，凶荒繼起，民不聊生，變為「盜賊」：「萬人尚流冗，舉目惟蒿萊。至今大河北，化作虎與豺。」（《夏日嘆》）在他晚年，更是多次表達了對官逼民反的憂慮：「恐乖均賦斂，不似問瘡痍。萬裡煩供給，孤城最怨思。綠林寧小患，雲夢欲難追。即事須嘗膽，蒼生可察眉。」（《夔府書懷四十韻》）希望朝廷能深悉民情，防患未然。但是，唐王朝於此卻似乎毫無認識，對遍地哀鴻非但不加體恤，反而變本加厲，進行榨取。「石間採蕨女，鬻市輸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號。聞見事略同，刻剝及錐刀。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莠蒿。索錢多門戶，喪亂紛嗷嗷。奈何黠吏徒，漁奪成逋逃」（《遣遇》）。可見官府視民如同莠蒿，刻剝無所不至，全不顧已經「徵求貧到骨」的百姓如何承擔。這種掠取漁奪，最終只是將百姓逼入絕境而已。楊倫評這首詩說：「賊盜皆從聚斂起，而下之貪縱亦從上之好貨來。古來積弊，數語道盡。」（《杜詩鏡銓》）與杜甫同時的元結，作《賊退示官吏》，指出當時官府對百姓的徵斂欺壓，比「盜賊」更加厲害：「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鄰境，此州獨得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被徵斂者，迫之如火煎。」由於杜甫對官府草菅人命有著深刻的認識，因此對元結的詩，讚賞不已。

杜甫認為，百姓變成「盜賊」，並非甘願如此，實因官府所逼、生活所迫，不得已而為之。「莫取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有感》其三）。在這瘡痍滿目、誅求方急之時，最迫切的事是君王能行節儉之德，減輕百姓的負擔。對大多數士民來說，都是「撫我則後，虐我則仇」。高城深池，實不足恃，只有朝廷修德改行，才能使天下太平，宇宙長新。

願聞哀痛詔

願聞哀痛詔

清人黃生認為：「七律之《諸將》，責人臣也。五律之《有感》，諷人君也。然此雖諷人君，未嘗不責其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