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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　大約是50年代初　）是由家裡一男一女倆破落貴族拉扯大，最起碼也是餵養大的。王家的，玉爺和張奶奶都是旗人後代，雖因家道中落淪落到漢人官宦之家打長工，但旗人的那些窮講究卻也病去如抽絲，改也難，尤其在吃喝一道上，用作者的話來說，這倆“吃主兒”吃過見過，好吃會吃，會買會做，除此之外，“吃主兒”還包括一位有文化有見識並好吃善烹的大玩家老爸，於是就有了“他們仨”不得不說但說了也白說的故事。

鐘鳴鼎食之家，無非也是上午上菜場買菜，買完菜回家做飯，和尋常人家一樣，該幹嗎幹嗎。只是“吃主兒”買起菜來不惜工本，精益求精，燒起菜來是雞蛋裡面挑骨頭，吃起來更是骨頭裡面挑雞蛋。從一碗麵、一壺茶、一種作料，到一道菜乃至十二人的家宴，無一處隨便，無一時苟且。在這個吃喝型家庭裡，吃喝風氣甚熾，學習氣氛更濃，因為老爸在一道“糟煨茭白”上的製作方法和飯店廚師的正規做法有很大的出入，兒子居然說：“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對於這個問題，我產生了一種假想，為證實這個假想是否成立和父親進行了探討，果不其然，這種假想果然是成立的。”知道的是“糟煨茭白”；不知道的，看到這話可能以為這是一家子科學家。

這是一本反飯店的書（　某種意義上也是反全球化的　），反飯店的理由其實也很簡單：“烹製某款菜，如果是出於商業行為，那必然受到原料供應成本高低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從而最後影響到這款菜的最高口味。”至於王家家廚出品，則“根本無成本二字可言，料不惜廢，食不厭精”。

李漁在《 家庭行樂之法 》一章裡說：“世間第一樂地，無過家庭……聖賢行樂之方不過如此。而後世人情之好向，往往與聖賢相左。聖賢所樂者，彼則苦之；聖賢所苦者，彼反視為至樂而沉溺其中。如棄現在之天親而拜他人為父，撇同胞之手足而與陌路結盟，避女色而就孌童，舍家雞而尋野鶩，是皆情理之至悖，而舉世習而安之。”李漁之行樂，重在倫理，然而與“不如在家隨便吃點什麼”相比，吾等天黑之前就忙著在街上滿世界找飯店飯轍的主兒，豈非那“避女色而就孌童，舍家雞而尋野鶩”之輩乎？當然，在外面吃飯和回家吃飯一樣，都有充分的理由，社會變遷之外，無非喜新厭舊，人之常情，就像李漁分析的那樣：“其故無他，由一念之惡舊喜新，常趨異所致。然欲變而新之，自有法。時易冠裳，更幃座，而照之以鏡，似換一規模矣。有好遊狹斜者，蕩盡家資而不顧，其妻迫於飢寒而求去。臨去之日，換新衣而佐以美飾，居然絕世佳人。其夫抱而泣曰：‘吾走盡章臺，未嘗遇此嬌麗。由是觀之，人之美，飾美之也。倘能復留，為勤儉克家，置汝金屋。’妻善其言而止。後改蕩從善，如所云。”

承認人性之侷限，態度是正確的，食色之道，其勢一也，但是李漁的解決方案卻不適用於飲食，最起碼，家裡的餐桌上很難“時易冠裳，更幃座”地變出王家那麼多的花樣，在“應接不暇的早餐”一節裡，作者提到的早餐有十好幾種，除了西式的之外，光是饅頭就有烤饅頭、炒饅頭、炸饅頭以及肉丁饅頭這四種做法。對於在飯店裡“走盡章臺，好遊狹斜”的廣大吃客來說，家裡的饅頭如果變不出三種以上的花樣，改蕩從善，哼哼，卻又從何改起？

對於讀者來說，書中所記之吃食及其做法，真吃起來可能好吃，也可能不好吃，不服氣也是可以理解的，眾口難調，其實，就是王家仨吃主兒內部，在烹飪的技術問題上也不時會發生“黨內路線鬥爭”。此外，能使“還不如在外面隨便吃點什麼”者聊以自慰的是，“他們仨”的故事之所以是說了也白說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