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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臨到頭上的常常不是什麼大事、什麼令人髮指的惡行。不，那是一些日常的騷擾、瑣屑的無禮行為和細碎的侮辱‐尊嚴不總是被踩到腳下，也不總是被長筒皮靴踐踏，儘管這樣的情況也同時存在。比如陪父親去商店時就經常碰到。父親是個有教養、有尊嚴的人，但櫃檯後面的小丫頭竟張口叫他：&ldo;嗨，小子！&rdo;她這樣做僅僅因為她是白人。我的心為我的父親死了許多次。他常常不得不強扮笑臉討好沒有家教的壞孩子。我知道他對此無能為力，即使到別的商店，也會遭到同樣的對待。有時也有例外，但罕見得如煉獄中的冰雪。這種待遇貶低了我們的人民，深深地侵蝕了他們的自尊心。

我擔任教長、後來擔任大主教來到約翰內斯堡時，麗雅和我須經&ldo;批示&rdo;方可進入城區。我們必須到土著人事務專員辦事處，在通行證上加蓋適當的印章，以示在我就任教職期間允許我們住在約翰內斯堡。許多黑人必須排長隊等待，而白人主子們要麼在談天、要麼讀報、要麼飲茶。等他們終於屈尊辦案時，也從不會以禮相待，而是吆三喝四，讓本來已經暈頭轉向的鄉下人更加無所適從。黑人官員的態度稍好一些。麗雅被允許作為我的配偶住在約翰內斯堡，她遭受的是雙重歧視‐作為黑人，還作為婦女。她甚至享受不到黑人男性的那點可憐的權利。

在政府眼裡，關鍵在於你是黑人，這是最重要的事實，而不是你其實也是人。如此這般，即使我擔任約翰內斯堡的大主教並身為諾貝爾獎得主，在緊急狀態下，我的夫人和女兒也有被攔截並在路邊被當場搜身的可能。由於我的抗議，這樣的情況沒有出現，她們得以被帶到附近的警察局進行搜身。如果這是他們給予黑人名人的慣常待遇的話，那麼對其他地位卑微的黑人又有什麼幹不出來呢？我自問，當然更知道可怕的答案。

在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總報告所引述的一份材料中，後來成為憲法法院副院長的帕埃斯&iddot;蘭嘉大法官講述了他作為一個黑人的經歷。

我第一次和司法系統打交道還是……1956年在德班當工人的時候。正是在此期間，我感受到了1950年《人口登記法》第30號的某些條款、1945年的《土著合併法（城區）》第25號以及當時其他歧視性法律所帶來的痛苦、憤懣和侮辱。對我的直接影響是我為這一切的不公平、不公正深感失望。我無論如何也無法理解為什麼種族這個因素可以決定我應該住在哪裡、可以在哪兒工作。還是個十幾歲的孩子時，我從來不明白為什麼我要住到男人的宿舍去，只有得到許可證才能到城裡和父母一起住。……我正青春年少，意氣風發，認為我想做什麼就能做什麼，什麼都無法阻擋，但是我錯了。我的夢想遇到了種族隔離的嚴酷現實。它在我的周圍精心構築了無理的、屈辱的，而且常常是敵對的環境，其意圖就是要打擊像我這樣希望為自己也為周圍的人改善境遇的人……

通行證法和進城控制條例是影響我早年生活的整個法規體系的核心……我和成千上萬的人一樣，排著似乎永遠沒有盡頭的長隊。排到頭時，一般遇到的都是蠻橫的小幹事或官員，或許在你的&ldo;dopas&rdo;（當地指通行證的土話）上賞你一個什麼驗證章。進城控制辦公室的整個程式令人痛苦而屈辱，有些方面甚至給成千上萬受其管轄的人造成了深深的侮辱。我記得作為一個17歲的孩子，我不得不扭過頭去，把眼光避開那些赤身裸體的成年人，徒勞地希望以此為他們挽回一點尊嚴。我們排在隊裡的人都必須裸體，以方便這種有辱人格的檢查。如果在許可證的期限內沒有找到工作，就可能被土著事務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