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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湖湘文化的影響，仍然對當時社會實踐中出現的問題，提出許多積極的主張。

湖南人的這種學風，導致他們重視實學和理工技術。這曾經給中國八股成風的封建社會，吹進了一股清新的氣流。直到現在，這種學風對於中國社會和科技的進步，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中國人非常需要抵制流於空談、鄙薄技術的陳腐習慣，而湖湘文化精神的張揚，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極好的防腐劑。

湖湘文化鼓勵人們積極入世，使湖南人關心各種社會問題，並且提出強烈的主張。當然，由於各人見識並不一致，湖南人的主張在橫向的溝通和縱向的延伸上都會出現一些斷層或悖論。例如，魏源和曾國藩處於同一時代，前者提出要向西方學習，而曾國藩卻為了保衛孔教名分而向引進西洋宗教的太平天國開戰。又例如，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的湘軍保住了腐朽的清朝，而黃興和蔡鍔卻為推翻清朝封建統治而戰。由此可見，湖湘文化提倡的是一種精神，而具備這同一種精神的人，會為各自信奉的教義或主義而奮鬥。因此可以說，不論文明的觀點是如何地衝突，湖湘文化的精神素質總是具有積極的意義。

因此，就湖湘文化一貫的精神而言，我們無法說它是主張社會的保守還是贊成社會的開放，也無法說它是重農或是輕商，它只是促使人們積極地關注社會動向，去用自己的才幹去解決社會問題，或是維護社會的安定，或是參與社會的變革。

在同一個歷史時期，湖湘文化的這種精神，往往在湖南人內部造成觀念的衝突和才幹的對峙，並且因不同的主張而形成對立的陣營。因此，這就造成湖南人不抱團的現象。這種情況，常常導致湖南人牆內開花牆外香。所謂“楚材晉用”，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古往今來，許多湖南的人才，都是在湖南之外取得成就。曾幾何時，湖南人形成一種共識：想要有所作為，必須走出湖南的山川。

這種現象會帶來一個必然的結果，那就是湖南人善於尋求與外部的聯合。曾國藩湘軍中的猛將鮑超和塔齊布，都是外省人，他們是曾國藩建功立業的得力幫手。胡林翼與滿人官員官文合作得很好，還結為親戚，而曾國藩最得意的弟子不是湘鄉人，也不是湖南人，竟是安徽人李鴻章。湖南人近代以來與廣東人的結合，更能說明問題。湖南人的才幹和吃苦耐勞的精神，使他們在外省得到那裡人們的尊重。他們的才幹與外省人的各種優點結合起來，往往能成就一番大事業。黃興協助孫中山幹出一番驚天動地的偉業，傳為天下美談。

當然，湖湘文化除了提倡注重實幹、勇於任事、自強不息、勤勉樸實的做人的精神，也有一種信仰的基調。愛國主義是湖湘文化的一個基本傳統。很明顯，愛國主義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會有不同的內容，而且在同一個歷史時期中，不同的人同樣從愛國主義出發，也會在具體的取捨上產生不同的理解。湖湘文化提倡的愛國主義，無非是從憂患意識中誕生的以天下為己任的堅定的歷史責任感與使命感。

屈原和賈誼兩個外省人，跑到湖南來，為湖湘文化確定了愛國主義的基調。這兩個人都是被人讒言誣告貶謫到湖南的官吏，但他們仍然忠君愛國，憂國憂民，他們的事蹟深深感動了一代又一代的湖南人。

在宋代，特別是南宋，湖南人發揮了愛國主義精神，一些湖湘學者遵照儒家“華夷之辯”的理論，主張抗金抗元，反對妥協投降。還有許多湖湘士人投筆從戎，投身到抗金抗元的戰爭中。明末清初愛國主義者王夫之，把民族利益看得高於一切。他早年舉兵抗清，後兵敗返鄉，遁跡鄉里，陋居山洞，終身不蓄髮，誓不降清。

中國近代由於西方列強的侵入，民族矛盾急劇上升。湖湘文化的愛國主義傳統，由近代湖南人發揚光大。近代湖南士人幾乎都將挽救國家和民族的危亡當作自己神聖的職責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