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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起，只要中方和新方領導人見面，都會很自然地談到蘇州工業園區的事。根據協議，中新兩國政府特別為蘇州工業園區建立了一個協調理事會，理事會主席分別由中新雙方各一位副總理擔任，中國的第一任理事會主席是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新加坡的第一任理事會主席是副總理李顯龍先生。中方的理事成員是國務院副秘書長何椿霖、國務院特區辦主任胡平和國家計委副主任甘子玉、國家經委副主任楊昌基、財政部副部長項懷誠、外經貿部副部長鄭斯林、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戴相龍和江蘇省副省長王榮炳及蘇州市長章新勝。新加坡方面的理事成員則是貿工部部長、國家發展部部長、財政部長、勞工部長、新加坡駐華大使等。如此陣營，足見中新兩國對這一專案的重視。而這一切，在蘇州人看來，固然體現了黨和國家對蘇州工業園區的關懷，同時蘇州人也深刻地體會到一個基本事實：如果不經主觀的努力，天上永遠不會掉餡餅。

在移植新加坡“軟體”過程中，東西文化和法律與管理體制及機制上的問題與矛盾，幾乎無處不在。如何處理和協調這些問題與矛盾，無時無刻不在考驗著蘇州人的能力和他們的思想解放程度。

然而人間的路有千萬條，每個人都在走自己的路。一個地區、一個城市，也都在走自己的路，有的走捷徑，有的上了彎道。走捷徑的未必一定先到達目的地，而走彎路則影響一個地區或一個城市的歷史程序。在行路的途中，有紅燈，有綠燈；行走者都希望前面是綠燈，而常常是紅燈在前阻隔著你的腳步。聰明者的智慧顯示在自己的腳步總是恰到好處地踩在綠燈閃爍的那一刻，而這需要的是努力、韌性和超人的審時度勢。

1994年，是蘇州工業園區正式成立的年份，而在這之前中新兩國就像一對要結婚的戀人一樣，雙方從萌生好感，到碰出愛情火花，看似一帆風順，然而到了真正要結合時，又扯出諸多事來，而為這些事，免不了有時還會爭爭吵吵，但這是“情人”之間的爭吵，它是走向結合的“必經”插曲。畢竟中新兩國一個是市場經濟開放不久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個是已經進入富國行列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樣一對原本“門戶不當”的戀人要走到一起，並非那麼容易。蘇州人在此刻需要拿出恆心與耐心，更需要拿出誠意和熱忱。然而畢竟兩國的制度不一樣，“洋媳婦”進門，你婆家人得把自己的庭院儘量佈置得適合“洋媳婦”的習性，否則在美麗的婚床上也不會生產出蘇州人期待的果實。

為這，蘇州人苦下功夫，也可以說使出了超凡的努力。現在許多地方的同志特別羨慕蘇州工業園區有一個國家給的特殊政策，這政策可用簡單的一句話概括：不特有特，特中有特。這話聽起來似乎彆扭，恰正是這八個字，讓蘇州人從國家政策層面獲得了巨大的益處。

前文已述：1991年春節，*在上海面對滔滔的黃浦江曾經說了一番感慨的話，意思是當年設計深圳等幾個“經濟特區”時，要是把上海的浦東一起划進去的話，對上海和整個長江三角洲將是巨大的推動。後來在*和以*為首的第三代中央領導的力主下，浦東趕上了新一撥的“特區”。之後全國各地都想效仿浦東期望中央給予“特區”待遇，於是引發了一輪“開發區”熱潮，結果中央狠剎了一下。之後不僅嚴控“開發區”，而且從此不再有新的“特區”了。兩三年之後，中新雙方的合作又出現了一個新問題：蘇州工業園區可不可以成為繼浦東之後的再一箇中國“特區”呢·中央的意見非常明確：不可能！　電子書　分享網站

第15章國家亮綠燈：不特有特，特中有特（2）

不“特”咋辦·新加坡的“軟體”移植到蘇州，顯然是需要中國政府拿出諸多特殊政策，而沒有這些特殊政策，蘇州人幾乎寸步難行。

比如說，如果是特區，就會在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