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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傷的人不會再因為風馳電掣奔向出事地點的救護車是專為救治另一種族的人而被遺棄路邊。再不會有人被迫離開家園，然後像垃圾一樣被拋進貧困的班圖斯坦家園（專為黑人設立）。上帝的子孫再不會受到把南非人口像牲口一樣分類的種族分類局的侮辱。（同一個家庭的成員經常被劃分成不同的種族，膚色稍深的被歸入較低階的一類。有些人寧肯自殺，也不接受這種荒唐專橫的分類。）孩子們再不用接受號稱為教育的那碗&ldo;薄粥&rdo;，這種教育實際上是要讓黑人兒童接受永遠的奴役，順從至高無上的白人主子。這一教育制度的始作俑者、種族隔離的高階祭司、後來擔任首相的維爾沃德博士，曾大言不慚地說過：

學校必須使班圖人（南非黑人）適應其經濟生活的需要……如果在實際中不能運用，把數學教給班圖孩子又有什麼用？……教育必須依據人們生活中具有的機會而施教授業……[2]

我要說&ldo;再也不會了&rdo;，因為在新南非的確如此。我們再不可能合法地、秩序井然地透過立法，將無數人的生活從塵世打入地獄，因為新南非的至高權力不在議會，而在我們的新憲法，許多人都認為這是世界上最自由、最具人權取向的憲法。立法不能僅僅憑議會的癖好，而是要得到我們的最高法院‐憲法法院的批准。誕生時間還不長的憲法法院已經表明，它能夠打擊一切有悖於憲法宗旨和條款的行為。憲法不是一紙空文，而是所有南非人透過其當選代表達成的莊嚴契約。

新的制度安排帶來許多新氣象。但是舊制度的某些方面還會苟延殘喘，好像沉重的裹屍布籠罩著新時代。誰也沒有那樣的魔杖，可以讓新制度的設計者手執著揮舞、嘴裡唸叨著&ldo;嘿，快變&rdo;，就會把南非在一夜之間變成到處流淌著鮮奶和蜂蜜的天國。持續半世紀之久並以殘酷手段得到有效加強的種族隔離制度的餘毒，還會在今後的很長歲月中影響著我們。

許多南非人都對種族隔離有著可怕的記憶。他們忘不了1960年3月21日的沙佩維爾大屠殺。人們對通行證法進行和平抗議示威，警察驚慌失措，向人群開火，69人倒地身亡，其中許多是在逃跑時被擊中了背部。人們也忘不了1976年6月16日的索韋托起義。手無寸鐵的學生在反對將阿非利卡語定為授課語文的抗議遊行中被射殺。（阿非利卡語被視為壓迫者和種族隔離執行者的語言，因為1948年實行種族隔離制的國民黨絕大部分人操阿非利卡語。）還有那些在被警察拘留期間神秘死亡的人。當局稱這些人自殺了，有的用皮帶上吊了，有的洗澡時踩在肥皂上摔死了，有的則從牢房或審訊室跳窗自殺。這些話可能大部分的白人是相信的，但卻根本無法讓黑人相信。我們還被告知有的人是自殘而死。黑人覺醒運動年輕的學生領導人史蒂夫&iddot;比科就是其中之一。據說1977年9月，他在和審訊者發生不可思議的無理爭吵時，以頭撞牆。史蒂夫被赤身裸體用警方的卡車驅車1500公里送到比勒陀利亞，據說是要接受治療，可是到達不久他就死了。誰也沒有解釋為什麼不能在他被監禁的伊莉莎白港對他進行急救，或者為什麼必須讓他赤裸著處在昏迷狀態下被送往比勒陀利亞。

人們記得1985年在誇祖魯―納塔爾省阿曼澤姆多蒂的爆炸事件。放置在一家購物中心外垃圾桶中的爆破彈，在忙著聖誕節採購的人群中爆炸，死5人，傷60多人。還有1986年的瑪古酒吧爆炸事件。羅伯特&iddot;麥克布萊德和兩個同夥在附近安放了汽車炸彈，死3人，傷69人。據說這是以鄰國波札那為基地的非國大武裝派別&ldo;民族之矛&rdo;首領下達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