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頁(第1/2 頁)

宋朝時開始出現的地方性鎮市、集市（草市），在明中葉以後有了更大的發展，幾乎遍及全國，對各地自然經濟起到了一定的調劑作用。一部分地理位置較好的鎮市，明代都市綢緞店人口逐漸聚集，越來越多地吸引外地商業資本，逐漸發展為專業性市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地區工商業中心的性質。這類市鎮以江南地區最為普遍，如以棉織業為主的松江朱涇鎮、以絲織業為主的蘇州盛澤鎮、湖州南潯鎮，都是人煙繁庶，名聞全國。到明朝末年，四所規模巨大的專業性市鎮‐‐廣東佛山鎮、江西景德鎮、湖北漢口鎮、河南朱仙鎮合稱&ldo;天下四大鎮&rdo;，儼然已成為新興的商業城市。它們與作為州縣治所的傳統城市不同，行政級別低下，機構設定簡單，完全是因為經濟發展而崛起的工商業中心。即使是傳統的政治型城市，如北京、南京、杭州、廣州之類，由於城市經濟的繁榮，其本身的經濟職能也在明顯強化。由城市到市鎮，再到星羅棋佈的鄉村集市，構成了一個個較大的地區貿易網路。

與商品經濟的繁榮相聯絡，明朝中葉以下的社會風氣也出現了顯著變化。在明朝後期一些人看來，嘉靖前後明顯是兩個不同的時代。成書於神宗萬曆時期的《歙志風土論》在這方面的論述頗具代表性。其中讚譽明孝宗弘治年間&ldo;家居人足，居則有室，佃則有田&rdo;，為&ldo;一時之三代&rdo;。至武宗正德末、世宗嘉靖初&ldo;則稍異矣，出賈既多，土田不重，操貲交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毀，東家已富，西家自貧。高下失均，錙銖共競，互相凌奪，各自張皇&rdo;。至嘉靖末、穆宗隆慶初&ldo;則尤異矣，末富居多，本富盡少，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起者獨雄，落者辟易&rdo;。到萬曆時&ldo;則迥異矣，富者百人而一，貧者十人而九，貧者不能敵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錢神卓地，貪婪罔極，骨肉相殘&rdo;（見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第9冊《鳳寧徽備錄》）。這一類對明朝後期百年之間社會風氣變化的敘述，在其他一些地區的方誌裡也頗不乏見。歸納而言，變化主要表現在農業人口&ldo;棄本逐末&rdo;，工商業競爭激烈，金錢崇拜和追求奢侈高消費之風盛行，逾越禮制現象日趨普遍，傳統倫理道德觀念受到猛烈衝擊等方面。這些變化趨勢清朝前期在政府幹預下一度有所遏制，但社會風氣畢竟已不能回到明朝前期的&ldo;三代&rdo;階段。相反只要政府控制稍有放鬆，這些趨向即有繼續發展的態勢。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明中期以下商品經濟的發展，的確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商品經濟的繁榮(2)

明人繪《貨郎圖》另一方面，明朝商品經濟的繁榮仍然帶有嚴重的侷限性。中國古代的自然經濟結構雖以自給自足為主，但本身也能夠容納一定程度的商品生產。在一般情況下，每個農戶作為剩餘產品向市場提供的商品，在其總產品中所佔份額很小。但由於農民人數眾多，其剩餘產品總量大大超出獨立手工業者的產品總量，因此農民實際上成為社會商品的主要提供者。他們以織助耕，以副養農，可以使自己的收入基本保持穩定，甚至有緩慢的提高，但始終難以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這樣就嚴重限制了社會財富積累和商品生產的擴大。雖然出現了一些資本雄厚的商人集團，但他們往往同時又帶有地主、高利貸者的身份，其相當一部分資本轉向購買土地、放高利貸或交結官府謀求特權保護，並未真正投入於大規模的商品生產。在政治領域，國家對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形成了明顯的約束和限制，在總體方針上重農抑商，對商業活動課以重稅，責以義務性的&ldo;派買&rdo;，嚴加管理，出行要有路引（通行證），營業須有市籍，為官府盤剝商人提供了種種方便。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