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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仍是門外漢。在這一點上，我們當時萬萬比不上國民黨。我

們沒有電訊等通訊裝置，也沒有可資運用的情報資料，一切只好從頭做起。從領導民眾運動

的機構，轉變為領導戰爭的組織，是需要較長時間的準備的。我所領導的軍事部在北伐狂潮

裡，只開始呼叫少數有軍事知識的同志，派他們到北伐所需要的地方去，作些動員工農群眾

的初步規劃。

我記得我的軍事部當時所做的一件重要工作，是組織了一個派到武昌去的暴動隊。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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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只有八個人，由黃埔第一期生餘灑度同志領導。他們的任務是會同湖北方面的同志們，擾亂

敵軍的後方，發動兵變和暴動，奪取敵軍的武器來武裝我們自己。至於其他次要的地點，就

只能派一兩位同志去。當時中共的地方組織也是長於民眾運動工作，我要求他們依據廣東的

經驗，動員工農民眾，配合國民革命軍的北伐行動。

一九二六年九月六日及七日，北伐軍佔領了漢陽和漢口，正圍攻武昌；我率領中共中央

軍事部的班底，趕到漢口直接應付戰爭去了。不久周恩來從廣東來，接替我任中央軍事部長

的職務；他帶來了一批軍事工作同志，才重整並擴大了這項工作。因此，可以說在北伐過程

中，中共中央的機構在開始逐漸使自己適應於戰爭的狀況；也是它後來能夠發動多次暴動和

從事遊擊戰爭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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