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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覺得他只是在乘勢建立個人的軍事獨裁統治；

這也就是後來革命陣營分裂的根源。

我於一九二六年五月底返滬以後，即獲悉中共中央已接到共產國際指示，明確訓令不可

退出國民黨1。證明鮑羅庭的建議已獲得史達林的支援；那時的威金斯基只是奉令行事的人，

不敢有任何異議。陳獨秀先生和我雖曾在中共中央會議上痛陳必須退出國民黨的利害得失，

但討論結果，我們大多數人仍不得不主張遵從共產國際的指示。

我們再三計議，決定了應付國民黨的方針，即團結左派，抑制蔣介石和打擊右派。我們

認為經過三月二十日事變，國民黨左派固然暴露出它的脆弱性，但仍擁有可觀的潛勢力。我

們同情左派希望汪精衛能東山再起的願望，而且事實上沒有了汪精衛也無法團結左派。我們

這種尊汪抑蔣的想法，也不過是在於使軍權不致過份提高，避免右派利用軍人作怪，當時還

沒有根本反蔣的意思。

我們對國民黨要求組設兩黨聯席會議的事，接受鮑羅庭的建議，不予重視。如果國民黨

提出正式的邀請，我們決派代表前往廣州出席，但主張會議必須有建設性，不必斤斤計較兩

黨的利害得失，而應以兩黨今後如何密切合作為主題。中共中央並推選瞿秋白、譚平山和我

三人為將來出席聯席會議的代表。

跟著我們接到中共廣東區委會的信，報告張靜江已口頭通知邀請中共代表前往出席聯席

會議。因而中共中央派我先到廣州去，與國民黨中央商談聯席會議舉行的程式問題。我在上

海僅僅停留了約一個星期，又匆匆的在廣州市出現了。

小別後的廣州，有了顯著的變化。北伐的聲浪在各處洋溢著，兩黨的聯席會議似並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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