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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當時華為公司僅打算做一個與其他廠家技術層次差不多的中等容量交換機的話，其難度還不算太大。但大家都明白，要生存下去，只有研發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裝置，所以無論在硬體或軟體技術上，華為公司都是不遺餘力地採用當時能獲得的最新技術，這使得整個系統的設計工作異常艱巨。

硬體總體組討論各種電路板放在什麼位置，給人感覺是小孩搭積木———左拼右湊；軟體的負責人與大家正學習信令配合的基本概念。「這樣能做出機器來嗎？」大家也曾不止一次地懷疑過。原計劃1993年春節前樣機系統要問世，但到1992年9月還在反覆討論硬體的總體布線。為了趕進度，一邊負責cad做硬體布線的人員在加緊布線，另一邊原理圖在不斷修改，經常線路圖剛布一半，從總體規劃辦的小房間又傳來要求修改的指示，氣得負責cad工作的一個中科大畢業生直翻白眼。

這一年，對華為來說是攻克數字程控交換機的一年，但對在華為工作的人來說則是動盪的一年，首先是人員流動太頻繁。每天都有新員工進來，每天也都有老員工離去；每過一兩個月就要搬一次辦公室。而華為面臨最大的問題就是人心不穩，人心不穩的主要原因是工資沒保障。雖然說員工工資不低，但只能拿到一半，而且這一半還不知道哪一天發下來。華為那時候是發了這個月的工資，下個月的工資還不知道在哪裡。很多員工私下議論最多的是公司哪一天破產，帳上的那一半的工資能否拿到。一到華為公司發年終獎的時候，就有好多人辭職，在財務部門口排長隊領帳上的工資。華為儘管沒錢，但也絕不拖欠辭職人員的工資和獎金。當時大傢俬下裡問過幾個辭職的員工，他們說拿到的錢比他們想像的還多。這一點對穩定人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其次是戶口問題。華為當時是民營小企業，不受政府重視，深圳戶口名額很少。只有少數幾個核心人員有深圳戶口，大部分員工都要每年回內地去辦暫住證。那時候深圳查得又很嚴，經常有保安半夜敲門來查證件，沒有證件的會被抓到東莞的樟木頭工地上去幹苦力。經常會有華為人被抓進去，包括後來成為華為副總裁的毛生江也被抓過。那時負責人事工作的是曾信富老師，他的一個主要工作就是去派出所「撈」人。如果有哪位員工沒來上班，大家就會說，可能是被抓去扛木頭了（對東莞樟木頭這一地名的聯想）。

再次是安全問題。華為員工所租的房子大多是民房，治安條件差，晚上加個班摸回去，有人就發現屋子裡的空調窗機被拔走了！還經常發生華為人在熟睡時，屋裡的財物被小偷摸了個遍。一些人以為已經被偷過了，就沒有搬家，結果過了兩個月又被小偷清了次場。

能在如此艱苦的工作環境下堅持住，甚至對很多艱苦都視而不見，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力量在支撐著他們呢？應該是這樣的，當時的人都像著了迷，除了工作，除了把產品開發出來，周圍的一切似乎都不能引起大家的注意。這正是華為公司創造的讓大家能安心做事業、做技術的環境，正是華為公司選擇的富有挑戰性和深遠意義的事業，迷住了一批又一批人。

是啊，一批又一批人為c&c08忘我地工作著，但有時候靜下來想一想又有點洩氣。c&c082000門交換機就像一個十月懷胎的孩子，明明能看到他在不斷長大，可就是遲遲生出不來。任正非更是急得心焦火燎。

華為的銷售人員在數字交換機還沒開發出來的時候，就已經為第一個交換機找好了開局的地方———浙江義烏。原計劃1993年5月或6月出去開局的，卻因產品出不來一拖再拖。一向不拘小節的任正非好像一下老了十歲。專案經理毛生江每天看到當時任軟體經理的劉平都要嘟囔一句，「再不出去開局，老闆要殺了我。」

1993年10月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