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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等團體。作為非政治性社團，它們不對政府、行政機構施加壓力，故能夠合法生存。到40年代後期，上海中產階層的中下層已成為有組織的社會力量，作為按職業組合的利益集團已掌握了自我保護的武器——有權威的群體組織。張仲禮，同前引書，第776～777頁。1937年共產黨恢復與重建了上海地下黨，貫徹“隱蔽精幹、積蓄力量、長期埋伏、以待時機”的方針，以合法活動為掩護透過職業團體建立起組織系統，1937年底“銀聯”和“洋聯”　已建立中###支部，1938年中共保險業支部成立並推動了上海市保險業業餘聯誼會的籌組。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等，同前引書，第388、390～391頁。抗戰結束後共產黨已在上海確立相當優勢，1946年底中共已掌握主要行業的400多個工會，會員約30萬人，在陣容上超過了國民黨。各業共產黨員就是職業團體的主要骨幹。張仲禮，同前引書，第777頁。據不完全統計，教師中的黨員到解放前夜已約有700多人，全市三萬多大中小學教師中參加各種進步教師團體的約6000多人。上海歷史研究所教師運動史組編《上海教師運動回憶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165頁。雖然一般情況下職員群體的社會行動並不與現存社會秩序發生尖銳衝撞，非政治性的求生抗爭還沒有升級為城市暴動等與當局的武力對抗，但所產生的政治影響卻極其深刻，因為他們作為社會的穩定器，其選擇對現有統治格局能否維持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張仲禮，同前引書，第778～779頁。　“在飢餓的體驗中，我們理解了內戰，為了永遠免於飢餓，只有停止這製造普遍飢餓的內戰，我們要求以真正民主為前提的永久和平。”上海歷史研究所教師運動史組，同前引書，第213頁。當相當一部分成員在求生抗爭中轉到反內戰、反獨裁、反飢餓、要和平、要民主的陣營中，其結果是加速了社會危機和統治系統的瓦解。肇始於求生存、求發展的職員運動在某種程度上被引入共產黨反抗當局的有組織鬥爭中，其產生的作用更是致命而關鍵的。

上海中產階層……一種特殊型別的個案（3）

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尚未成熟的群體，上海中產階層的政治態度及特點，無疑具有更深刻的時代性，雖然它沒有清晰的政治理念，缺乏完備的政治綱領，###與經濟鬥爭息息相關，但其本身政治傾向的演變、發展與激進轉向，卻演繹出一段後發生型現代化國家中產階層政治參與同社會變遷之間複雜而生動的鬥爭歷史。時代的變化自有其內在的軌跡，雖然老一代的中產階層作為一個社會群體已經消亡，但他們烙在歷史中的深刻印記，卻為今日的海派文化所留存和記憶，其點點滴滴早已匯入上海歷史變遷的長河之中。

身處變遷下的臺灣中產階層

近幾年來，臺灣社會現代化的趨勢不斷加速，都市居民很快地含攝各種次文化的向度。當多元文化價值取向的次文化漸次形成時即使是傳統文化也只能佔有一席之地的立足點，與科技文化、西方文化、企業文化等並列，而不再是一枝獨秀。餘德慧：《中國人的心理系列》，臺北：張老師出版社，1991；第1頁。這對強勢的中國文化而言是一個極大的衝擊，事實上，中國社會三千年來雖不斷地緩慢改變（其中有外來文化的加入融合），但一直沒有劇烈的改變其文化原型的主幹。不可諱言，這是一種高等文化將周圍低等文化特質吸收的“容納”能力之表現。然而近百年來，西方發生了一連串改變社會形態結構的重要運動，尤其工業革命的出現，更使經濟和工業的發展成為全球各地的風潮。隨之興起的交通與傳播變革，也提高了人們之間互相的影響力。中國在這樣的世界變局之下，也產生了風起雲湧的轉變。西化過程帶來工業的發達與經濟的繁榮，進一步也使社會文化觀念產生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