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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是基於職業保障和生活保障所遭受的個人無法抗拒的威脅。由於上海社會權力結構的特殊性，以及現代民主制度的未及建立，決定政治選擇的更多是個人對生活的深切感受而非外部的宣傳鼓動，尤其是教育程度較高層次的職員，既不排斥也不盲從任何學說，分析思考，特立獨行。因此20年代共產黨雖在上海職業界下層青年中有一定影響，但卻沒有像在產業工人群體中那樣廣泛地建立起黨的組織系統。張仲禮，同前引書，第771頁。　據調查，洋行職員一般都在職業與家庭生活中打圈子，對於國家和民族命運不大關心。在1925～1927年職員運動雖已有了先聲，許多外商企業的職員，在“五卅”運動中與工人階級合作進行罷工運動，但這一時期的上海職員，是在浩大的工人階級鬥爭中被號召參加這一民族革命的，其本身的革命自覺，實在是很薄弱的，朱邦興等，同前引書，第710、717頁。其成員也基本分散在各行業和各機構中，互不聯絡。及至抗戰前，一些行業隨著業務的發展逐漸集中了大批的職員，如金融業、百貨業等，這一變化有利於現代群體意識與階級意識的形成。尤其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上海的經濟危機，使職員群體的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就業難、保職難等問題使職員階層普遍感到苦悶與恐慌。1927年9月至1934年4月間，上海職業指導所進行的職業談話36491次，其中就業問題佔了70％，擇業問題佔15％，改業問題佔15％，因感覺謀生困難而來求指導者居大多數。在登記謀職的20880人中，國內外大學畢業3949人，專科學校畢業2753人，師範學校畢業2238人，中等職業學校畢業2845人，中學畢業4638人，中學肄業3043人，其他1414人。謀職者以中學文化程度為多，但大學畢業生也為數不少。而經職業介紹成功者只有2600人以上，僅及1/10。《上海職業指導所概況》，見《教育與職業》，民國23年第156期，第317～318頁。　孤島時期，職員實際收入只抵戰前的1/4，中級職員幾乎降至低階職員水平。內戰爆發後，政治秩序失控更加劇了經濟的崩潰，職員生活水準降至前所未有的低點。　1947年9月四行二局職員實際收入不到戰前的50％，68�5％小學教員月薪只夠買半石米，張仲禮，同前引書，第775頁。　而“大學教授講師，歐美留學專家，任教於本市著名中學者，頗不乏人”，“專家名師，數校爭聘，雖為形成兼課之一因，然薪給過低，一校所得，難維一家最低限度之生活，迫於生計，乃不得不兼課以謀補助，實亦人情之所至不得已，故非改善待遇，欲使專任，確非實際所可能。”上海市教育局編印《上海市中等教育概況》，1948，第67頁。生活經歷和生存的巨大壓力，使這一階層終於認識到只有聯合互助，共謀社會進步，個人才會有真正的出路。

“九一八”與“一·二八”事變以及華北事變給予上海職員的政治刺激，使其第一次擁有了自己大規模的綜合政治團體——1936年成立的上海職業界救國會。但由於職員運動並未把改善職員生活當作自己的主要任務，救國會也只是包含許多先進職員的團體，並且是工人與職員的綜合救亡團體，這使得職員運動本身不能動員廣大的職員群眾，造成運動範圍的狹隘。朱邦興，同前引書，第717～719頁。30年代後期始，情況發生變化，職業團體在中下層職員相對集中的行業有了長足發展。尤其在戰時，職業團體多以發揚互助精神、共謀福利為首要工作，如銀錢業業餘聯誼會（銀聯）、保險業業餘聯誼會（保聯）、洋行華員業餘聯誼會（洋聯）、工部局華員俱樂部、職業婦女俱樂部等。40年代中期又有工餘聯誼社、四行二局員工聯誼會、新藥業同人聯誼會、五金界同人聯誼會、小學教師聯合進修會、中等教育聯誼會、上海大學教授聯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