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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才有錢賣東西，也才肯出高價買東西，更認定這一流人物所需要的東西是奢侈品，不是生活必需品。於是他們拼命去加緊生產花樣翻新的衣料、皮鞋、香水等等，於是一方面奢侈品充滿市場，另一方面生活必需品非常缺乏，一般人卻喊民不聊生，造成一個很畸形的社會，這不是自由放任經濟的流弊嗎？”

其二，也是由於追求最大利潤之故，嫌“軍需工業之利小，也不肯去生產”。這顯然不能滿足戰時的需要。

其三，作為後進國家，不能抵禦強國的經濟攻勢。他說：“我們須知道二十世紀是經濟鬥爭最猛烈的時代，在這放任經濟的方針之下，何能經得起列強經濟進攻的打擊？所以我們為生產生活必需品計，為參加國際經濟鬥爭計，實不能不拋棄放任經濟，而另以計劃經濟來代替它。現在世界上的強國，幾乎沒有一個不是採取計劃經濟的”。

我想，祖父的上述思想多少和蔣百里先生關於民族興衰的思想有關。祖父講到，“蔣百里先生從民族之興衰，發現一個國家民族‘強’、‘弱’、‘亡’的根本原則，就是‘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則強，相離則弱，相反則亡’。”　循著“生活條件和戰鬥條件一致則強”的道理，對祖父的“以計劃經濟代替放任經濟”的主張便比較容易理解。當然，如果更深入地考慮，即使承認蔣百里先生提出的原則，對於生活條件和戰鬥條件如何一致等問題也還可以有不同的思路。

由於沒有給出嚴格的前提條件，也沒有充分的論證，因此祖父的上述論點從學理的角度看並非是無懈可擊的。然而，它無疑體現了一個政治實踐者的現實觀察、感受和判斷。由於沒有後來我們接觸的那些意識形態的色彩，這些根據倒顯得質樸、實在。我始終相信，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曾選擇計劃經濟模式，不僅出於*主義公有制原則的原因，而是出於建立強國的現實考慮。

今天，合作化運動也好，大躍進也好，計劃經濟也好，已不似當年那樣一片光華，其暴露出來的弊端受到了不少的批評，許多批評無疑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看不到這些東西的出現其實有著更深遠的社會潮流的湧動為背景，看不到在中國尋求生存發展的過程中各色弄潮者的嘗試，而把問題都歸到中國共產黨的“發明”上去，顯然是成問題的。然而，這不也是在一段時間中，把現代革命史和建設史都變成黨史的後果嗎？欲攬全功，必擔全過，歷史研究和載述自然是以儘量全面真實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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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遊（1）

祖父在成都的時候是比較忙的，經常開會。不過，星期天得暇，有時也與祖母領著哥哥和我出去遊玩。

近處去的比較多的是武侯祠和望江樓公園，遠處則去過都江堰。

若論印象深，首推都江堰。那一天清晨，雨過天晴，祖父、祖母帶領哥哥和我，乘祖父的專車離開成都，前往灌縣，說是去看一個水利工程。水利對我並不陌生：出家門向右過街就是大片稻田，水渠縱橫；向左走不多遠就是府南河。而今天要去看的水利工程是什麼樣子？

路途中的一個小插曲更增加了此行觀水的興味。在沿一條河行駛的時候，不知道是路壞了還是河水上漲把路淹了，司機李成國看看水不深，向祖父說要把車開到水裡去行一段。“走嘛。”祖父相信司機的判斷和技術。有這話，司機一腳油門就把車開到水裡。頓時，車窗兩側水花飛濺，車子如若行舟。司機如此行路看來是很有經驗的，車子既未熄火，也未淤陷，旋即脫身上路，賓士而去。

至今留在我腦海中的都江堰是從山上俯瞰的景象。兩江分勢，靜靜流向遼闊的川西平原。我感受到開闊，但不是震撼。我想到了重慶。那裡山夾著江，常常會聽到奔騰的濤聲。這裡卻是那麼的謐靜。

祖父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