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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把&ldo;申禁人民無得出海與外國互市&rdo;定為國策。朝廷則實行一種非常可笑的朝貢貿易的形式：中國是&ldo;中央之國&rdo;，周邊各國都是藩屬，藩屬國要接受中國皇帝的承認與冊封，要派遣使節到中國覲見皇帝，呈獻貢品，並且接受皇帝的賞賜（回賜）。名為朝貢與回賜，其實就是貿易，因此叫朝貢貿易。當然在朝貢中也附帶進行一些商人間的貿易，但規模很小，僅侷限在市舶司，而且朝貢畢竟不是經常性的。而即使是如此小規模的貿易，到嘉靖二年也被禁止了。由於日本人內部為了爭奪朝貢貿易的特權，在寧波港發生械鬥。明朝政府以此為藉口，關閉市舶司，中止了所有朝貢貿易。但貿易是客觀存在的需求，禁是禁不了的，於是國家海禁，民間必然走私。

海禁與走私是對立面，海禁要用武力，走私就要武力保護，對立必然導致軍事的對抗，到了一定程度就會爆發成大規模大範圍的動亂，甚至是造反，於是就有了倭寇之亂。刑部主事唐樞寫給浙閩總督胡宗憲的信中說：&ldo;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於是轉而為盜&rdo;。領導戚繼光、俞大猷主持浙江抗倭的譚綸說：&ldo;諸貨皆一切禁罷，則有無何所於通，衣食何所從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勾引為盜也&rdo;，明確的道出了倭寇之因。

而謝傑（右副都御史）在《虔臺倭纂》中則說得更為透徹：所謂倭寇&ldo;皆潮人、漳人、寧紹人主之也……漳潮以番舶為利，寧紹及浙沿海以市商灶戶為利，初皆不為盜……撫設而盜愈不已，何也?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始之禁禁商，後之禁禁寇，禁愈嚴而寇愈盛……於是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rdo;。

如此說來所謂倭寇之亂其實也是官逼民反，其性質和歷史上的農民起義並沒有什麼兩樣,至少它是中國的內部動亂問題。雖然其中有少數日本人，但那是被中國人僱傭的，與日本侵略或者日本海盜是搭不上邊的。其實當時人對此是清楚的：&ldo;官兵利於斬倭而得重賞，明知中國人，而稱倭夷，以訛傳訛，皆曰倭夷，而不知實中國人也&rdo;。即使是官方的《明史─日本傳》也說倭寇中日本人只佔十之三，而當時人的著作中的說法是&ldo;倭奴直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一&rdo;，而實際可能更少。汪直等人是作海上貿易的，與日本聯絡密切，於是從日本僱傭了，其實也可以說是騙了一些人來當兵，&ldo;華人狡，善騙夷&rdo;，日本人在倭寇中的地位其實很低。而地方政府和官兵為推卸敗之責，誇大勝之功，&ldo;明知中國人，而稱倭夷&rdo;。在當時是掩耳盜鈴，到後來就成了&ldo;以訛傳訛&rdo;，於是明明是中國人自己的動亂造反就成了&ldo;倭寇&rdo;，就座實成為日本海盜了。

作為造反者，倭寇之擾民當然也是事實，但倭寇本是當地之貧民，劫官府、富戶有之，擾民並不烈。從當時的一些記載來看，不少鎮壓倭寇的官兵擾民更甚，而倭寇在沿海地區的普通老百姓中卻擁有廣泛的支援。萬表（都督同知）《海寇議》等記述：當地百姓&ldo;明知海賊，任其堆貨，且為之打點護送，如銅錢用以鑄銃，鉛以為彈，硝以為火藥，鐵以制刀槍，皮以制甲，及布帛、絲棉、油麻等物，大船裝送，關津略不盤訊，明送資賊，繼以酒米&rdo;；&ldo;近地人民或饋時鮮，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rdo;；&ldo;濱海頑民每見官兵動靜則星火徒報，官府密令哨探則推避不從。寧殺可愛之身而不忍背不可附之賊。&rdo;；&ldo;兵入其地，詢賊情形，問找道路，悉為所誤&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