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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是臨床實驗證明重要的藥物。如果將資料僅僅限定在真正的突破性藥物上時，製藥業所佔的比例毫無疑問將會更低。

公共公民組織透過《資訊自由法》獲得了國家衛生研究所在2000年2月起草的一份未發表的內部檔案，這份檔案中也有相似的比例估計。國家衛生研究所選出1995年最暢銷的5種藥物（Zantac；　Zovirax；　Capoten；　Vasotec和Prozac）進行分析，發現直接導致這些藥物被發現和開發的17篇科學論文中有16篇來自制藥業外部（禮來公司資助了開發Prozac的四個關鍵研究中的一個）。而在所有的相關文獻中，只有15％來自制藥業內部，55％來自國家衛生研究所資助的實驗室，還有30％來自國外的學術機構。

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97年的一份報告指出，1965年至1992年間最有效的21種藥物中的14種是公共研究發現的。《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的一項調查表明，1992年到1997年間最暢銷的50種藥物中的45種獲得過政府資助。這樣的例子不勝列舉。毫無疑問，財政資助的醫藥研究——而不是製藥公司進行的研究——是創新藥物的最主要來源。對於治療艾滋病和癌症的藥物來說，尤其是這樣。梅里爾·古茲內爾（Merrill　Goozner）在他的著作《8億美元的藥丸》（The 800　Million　Pill）中詳細介紹了這些藥物的發現和研究過程，並且清晰地展示出財政資金資助的研究的重要作用。

兩次付費

想到納稅人對大型製藥公司做出的巨大貢獻，你可能會認為製藥公司在藥品價格上會有很大的優惠。如果這樣想，你就錯了。讓我們來看看紫杉醇（Taxol）和Gleevec的定價。

紫杉醇（Taxol）上市的時候，治療一年需要花費1萬到2萬美元——這是其生產成本的20倍。你一定還記得百時美施貴寶公司在最初的研發過程中一分錢也沒有花，只不過在後來為了擴大該藥的使用範圍而資助了臨床實驗的開發。目中無人的百時美施貴寶公司在紫杉醇（Taxol）五年的市場壟斷權到期之後，透過與準備進入這個市場的通用名藥製造商打官司，終於又贏得了三年的時間。拿2003年來說，該公司向國家衛生研究所交納了3千5百萬美元的專利權使用費，而它在這種藥品上賺得的收入是90億美元（專利權使用費協議規定的是收入的0�5％）。而同時，政府又透過醫療保險系統返還給百時美施貴寶公司數億美元的資金。

按照諾華公司給Gleevec的定價，治療一年需要花費2萬7千美元。諾華的總裁兼執行長丹尼爾·魏思樂在一本新書中承認，Gleevec獲利豐厚。我認為的確如此，因為它的開發過程進展迅速，同時它還是一種罕見病用藥從而能夠享受稅收優惠。他還承認了Gleevec的定價部分參考了干擾素（Gleevec取代其成為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治療藥物）的價格。也就是說，價格是市場所能夠承受的價格。治療這種致命疾病的藥物價格高得嚇人，諾華公司宣佈對收入有限者給予一定的折扣。但是根據2003年《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這項計劃並沒有很好地實行，特別是在那些貧困國家裡，只有極少數病人能夠免費得到藥物。在我參加的一次會議中，有一個聽眾向魏思樂抱怨說，他的一個朋友身患慢性骨髓性白血病並且有得到優惠的資格，但是卻很難得到優惠。我聽後一點也沒有覺得奇怪。

此類例子中最極端的恐怕是伊米苷酶（Cerezyme），這是由Genzyme公司（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合成的酶。這種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