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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ldo;寫什麼&rdo;和&ldo;怎麼寫&rdo;之外，還有一個&ldo;誰來寫&rdo;的問題。&ldo;小資產階級&rdo;的胡風，儘管前置一個&ldo;革命的&rdo;定語，似乎也不配歌頌英雄，不配唱頌歌。這彷彿是貢獻於神案的貢果，遭到了嫌厭。

詩人卞之琳遇到的是另一種情況。這位寫詩好似將優雅的謎題隱藏在精緻的七巧板上又閒閒地打亂了的詩人，被人指責的最大&ldo;缺點&rdo;是晦澀難懂。他的《天安門四重奏》，發表於1951年出版的《新觀察》第二卷第一期，當時就受到批評。《文藝報》刊登讀者來信，都是這樣的題目：《不要把詩變成難懂的謎語》，《我們首先要求看得懂》。文章說，作者過多地在形式上追求，將一些字句輕易省略、倒置，創造了一些不明不白的意象，使人如墜五里霧中;詩的主題是歌頌天安門歌頌新中國，但是整個詩篇所給予讀者的，只是一些支離破碎的印象，以及一種迷離恍惚的感覺。

寫過&ldo;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rdo;以及&ldo;友人帶來了雪意和五點鐘&rdo;的卞之琳，在這新時代裡遇到新問題，他在一篇檢討中說：&ldo;我當初以為《新觀察》的讀眾大多數也就是舊《觀察》的讀眾，只是刊物從本質上變了，讀眾也從本質上改造了。我以為這些知識分子對這種寫法大致還看得慣，那麼只要詩中的思想性還夠，多多少少會起一點好作用。現在我知道我的估計錯了。《新觀察》的讀眾面擴大了，我應該‐‐而沒有‐‐擴大我對讀眾負責的精神。這是第一點。其次，我以為一般讀眾，在刊物上碰到不大懂的作品，還會放過不看的。我的估計又錯了。現在讀眾拿到一本刊物，就要篇篇認真地讀起來，讀得徹底，什麼疑難也不肯放過的，我應該‐‐而沒有‐‐加深我對讀眾負責的精神。總之，我瞭解世界是變了，可是還沒有明確的，具體的體會到變的深度，深到什麼樣子。這主要是因為我這些年在教書與研究以外，太缺少了實踐。&rdo;

顯然他有點懵瞪，咋回事?原來也這麼寫，也有人看不懂，也沒咋樣，現在讀者咋都這麼認真呢?看不懂，就要求作者改變?但有一點他懂了：世界變了。

新世界需要一種確定的、明朗的美學正規化，哪裡要&ldo;四重奏&rdo;?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服務政治的文藝‐‐這是《講話》後已然明確的方向，一切詩人，不論你的來路，終究要走到這條大路上來。像田間激動的表白的那樣‐‐&ldo;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教育了我，改造了我，使我能夠在毛澤東大旗下做一名戰士，使我能夠在毛澤東時代做一個詩人。毛主席使我得到了一個尊貴的稱號：&l;戰士&r;&rdo;‐‐其實，全中國的詩人已變成了戰士，聽從指揮，步伐一致。看看史達林逝世時，中國詩人的反映‐‐《文藝報》刊載了田間《悼詞》、馮雪峰《我們的父親》等詩，《人民日報》悼詩陣容更大，刊有蔡其矯《在悲痛的日子裡》、胡風《永遠地，永遠地，永遠地，你活在我們的血裡，你活在我們的心裡!》、田間《寄到紅場》、呂劍《誰說你離開了我們》、嚴辰《心的花圈》、王亞平《悼不朽的巨人》、力揚《高舉史達林的旗幟前進》等詩。沒有一絲雜音。

歌頌毛主席的詩，自然是很多，文藝界還專門討論過。戈壁舟詩作《咱毛主席偉大無比》，被認為是隻在比喻上下功夫，缺乏較深刻的思想內容。作者主觀意圖是想突破一般人常用以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