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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看不到了。

——無須多說。以蘇青的命運作參照，張愛玲遵照母親的勸告去了香港，是沒有錯的。

在當時，張愛玲並沒有燃眉的危機，且已有夏衍這樣強硬的庇護者，出走，只是出於一種遠見。

“惘惘的威脅”，是張愛玲內心深處永遠的結。

——她解不開。也許是一生也解不開。

所以，只有告別上海。

和胡適一道凝望赫貞江（1）

張愛玲這一別，是徹底告別了中國文化的土壤，要在異國的大地紮下她精神的根了。

如此的風險，她怎麼就敢去嘗試？她內心究竟有何等深重的創傷，才迫使她如此決絕？

難道是她把倔強的母親當成了榜樣？

——命運已壞到不能再壞，再來一次破壞性的大挪移，也許就會好起來？

那艘傳奇式的“克利夫蘭總統號”，是應該寫進中國現代史的。在那激盪變幻的歲月裡，它不知把多少中國名人運往了美國；同樣，也不知把多少中國名人運回了祖國。

船是在舊金山入境的，稽核張愛玲身份檔案的海關人員，是一個矮小的日裔青年。張愛玲的身高，本是英制的五尺六寸半，結果他寫成了六尺六寸半。

愛玲感到好笑，這真是一個“弗洛伊德式的錯”。她想原因是——“我瘦，看著特別高”，而那日本人生得太矮，自卑的情結導致了筆誤。

如果換算成公制，張愛玲也就是一米六八多一點，而日裔小夥子給她寫成了將近一米九九！

這真是錯得令人恐怖！張愛玲直到晚年還記得這趣事。

這支小小的插曲，難道是個兆頭嗎？——美國看不清楚她，她也看不清楚美國。

入境之後，張愛玲在舊金山稍事停留，就乘火車直奔紐約。在那裡，有一個人在等著她——是炎櫻！

炎櫻此時已移居美國，在紐約做房地產生意。她性格開朗，適應力強，到哪裡都不愁有碗飯吃。

紐約，這是資本主義文明的集大成所在，摩天大樓如林而立，摩登氣息迫人而來。“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這咒語式的詩句，不知寫出了多少人的悲歡。

在紐約，拂面不冷是香風。

但張愛玲似乎對這香風無動於衷，她歡喜的，就是能見到炎櫻了。一開始，愛玲就住在炎櫻的家裡，她們還是手挽手地去逛街、吃東西，一如當年在香港、在上海。

她還想見一個人，那就是胡適。

1949年4月，胡適脫離政壇，從上海也是乘“克利夫蘭總統號”到了美國，開始了他寞落的閒居生涯，閉門謝客，一心考證《水經注》。第二年，夫人江冬秀也來到紐約。

50年代初的那些時日，臺灣海峽兩岸都容不得他。他所主張的杜威式的自由主義，在臺灣不受蔣氏父子的待見；在大陸，他的思想體系更是被批得體無完膚。

這位早年的“五四”新文化領軍人物、抗戰時期的駐美大使，現在只能蟄居在紐約東城81街的一幢小公寓中。

胡適晚年沒有多少錢，日子過得清苦，以至請不起傭人，自己學會了做家務。他常對晚輩友人感嘆：“年輕時要注意多留點積蓄。”

雖然他榮膺了幾十個美國大學授予的博士學位，又是在哥倫比亞大學讀過書的，但在美國謀職也很困難；直到1950年5月，胡適才在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東方圖書館謀得一個管理員職務，兩年後卸任。

張愛玲在給他寄《秧歌》時，曾同時給他寫過一封短柬；胡適認認真真地回了一封長信，對《秧歌》做了細緻的品評。信中說：“你這本《秧歌》，我仔細看了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