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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

第十八章《劉志丹》奇案

一九六二年，我國經濟最困難時期剛剛渡過，中共中央於八月在北戴河、九月在北京先後召開了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在這兩次會議上，肯定了經濟形勢的好轉，決定繼續貫徹八字方針，要求全黨為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而繼續鬥爭。這是會議的正確方面。但是，會議也有某些錯誤方面。

當時，彭德懷同志由於對過去誣指他&ldo;裡通外國&rdo;等不實之詞不服面向中央寫了長篇申訴信；在農村，由於經濟困難而在管理體制上出現了&ldo;包產到戶&rdo;的形式，在幹部作風上出現了多吃多佔、貪汙盜竊等不正之風；另外，封建迷信也有些抬頭。對於這些情況，。要是認真調查研究的話，是會作出科學分析的。但是由於&ldo;左&rdo;的錯誤指導，會議片面誇大某些&ldo;敵情&rdo;，把上述一切統統說成是階級敵人的復闢活動，是翻案風，是階級鬥爭尖銳化的表現，因而又重提階級鬥爭，大批&ldo;單幹風&rdo;和&ldo;翻案風&rdo;，並且把社會主義一定階段中存在的階級鬥爭，誇大為貫穿於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把剝削階級基本消滅之後的階級鬥爭殘餘形態，誇大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說階級鬥爭要&ldo;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rdo;。這就使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觀點，更具有理論性和系統性，使康生的思想有了擴散的市場，也為後來發動&ldo;文化大革命&rdo;作了思想理論準備。

在這種氣候下，康生頓時又活躍起來，一心想在&ldo;階級鬥爭&rdo;問題上作文章。他到處搜羅所謂階級鬥爭的&ldo;典型&rdo;，以達其害人的目的。小說《劉志丹》就是他藉以製造冤案的材料之一。

《劉志丹》是一九五六年開始醞釀的。當時，工人出版社為了對工人進行革命傳統教育，擬定了一個出版烈士傳記和革命回憶錄的選題計劃。小說《劉志丹》就是這個計劃中的選題之一。作者李建彤，最初考慮這題目太大，而自己思想、藝術準備不夠，特別是同劉志丹相連的是一段極其複雜的鬥爭歷史，是否應約有些猶豫。後經工人出版社的同志的動員，方才答應下來。本來一部藝術作品的寫作和出版，特別是以革命烈士為體裁的作品，應當得到黨和國家的幫助和支援，不會受到阻撓和破壞。這是毋庸置疑的社會主義的文化政策。一些熟悉劉志丹同志業績的老同志，最初並不知道李建彤應約寫《劉志丹》之事，但當他們知道李建彤決心要寫，並已積極蒐集材料時，他們都高興地鼓勵作者寫好。作者經過兩年準備，於一九五八年開始動筆。一九五九年夏，當作者寫出第三稿時，出版社就想公開出版，但是習仲勛同志認為沒有寫好，給否定了。後來，作者又接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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