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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簡直是痴迷科學,在那樣的處境下,他還想著科學種田,科學養雞。”
1973年,李合貴和他的兒子李明山參加了全國棉花會議,在中南海受到了中央首長的接見。周總理在會上說:“誰說北方地區不能糧棉雙高產?何橫城就能雙高產!”
1974年“十大”期間,父親將李合貴接到家中做客,說:“你們的經驗好,了不起,受到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重視。這是你李合貴的光榮,你們全村的光榮!”
如今,何橫城大隊的老支部書記李合貴早已逝世,他的兒子李明山和鄉親們仍然念念不忘父親來這裡的情景。2002年我們到老區尋訪時,我和尋訪組的同志專程去了一趟何橫城,鄉親們拉著我的手,給我講父親當年來這裡的情景,讓我感動不已。2004年11月,李明山來到我家,說是要向聶老帥報告村裡的情況,他站到父親的遺像前,雙腿跪地連連磕了幾個頭,含著眼淚,把30多年來何橫城的巨大變化講給父親聽……
如果不是後來父親得了面板病,他還會在邯鄲待下去。這裡雖然清苦,但遠離喧囂,他過得倒也自在。可是,1970年初,可能是由於水土不服的緣故,他全身起了嚴重的溼疹,夜裡癢得睡不了覺,面板被抓破後,淌黃水,非常痛苦,睡不好覺又影響到他的心臟。從北京找了藥送去,父親用了也不見效。實在沒有辦法,他向周恩來報告了這一情況,周總理很快批准他回北京治療,治好病再回去。
1970年的“五·一”節,父親在天安門城樓上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關心地詢問父親的身體,父親就講了他的面板病。毛澤東說:“你不要出去了,就在北京吧,北京好治病,出去幹什麼。”
於是,父親便結束了“疏散”——其實是“流放”的生活。
在這之前,母親也結束了在吉林白城“五·七”幹校的勞動生活,坐火車回北京。周均倫聞訊去火車站接她。她是坐慢車來的,周均倫按時趕到永定門火車站,旅客們亂哄哄下車,他卻怎麼也看不到我的母親。他踮起腳尖打量,終於看到一個面熟的老年婦女,可是那人打扮太奇怪了,她戴了一頂解放帽,把頭髮塞到了帽子裡面;穿了一件老棉襖,腰上緊緊地束著一根草繩子。周均倫後來說:“看來看去,喲,那真是張處長。”
當時他對母親說:“你怎麼這麼個打扮呀。”
母親說:“我去勞動,就得像一個戰士的樣子,我在那裡就是這個樣子。”
她曬黑了,變瘦了,但也結實了。
母親回到家裡,人們看到她的這副樣子,也是一臉的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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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難之際情更濃(1)
1973年3月初的一天,冷落了許久的我家的門前,突然駛來了一輛車牌號陌生的吉姆牌小汽車。汽車停在我家的門前,司機下來敲門,值勤的警衛戰士警惕地問:“你找誰?”
司機回答說:“請報告一下,鄧……小平來看聶帥。”
警衛戰士驚奇地問道:“哪個鄧小平?”
司機一時不知道怎麼回答了,就說:“就是……那個鄧小平啊。”
警衛戰士道:“噢,是不是那個打倒的鄧小平?”
司機為難地說:“就是。”
“請等一下。”警衛戰士往裡面打過電話,隨即熱情地開啟大鐵門,放汽車進來。小汽車剛駛進來停穩,我的父親母親就迎過來了。由於走得急,也許是太激動,他們步履有些踉蹌,表情興奮而急切。
車門開啟了,從裡面下來滿面風霜的鄧小平叔叔和卓琳阿姨。他們剛從江西的流放之地回來沒幾天,未及通報,就坐車來看望我的父母。自從1966年下半年鄧叔叔遭到批判和軟禁後,他們已經有5年沒見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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