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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來。你們有你們的關係，我們有我們的關係。謝謝。”他重複了一遍。“我會搞清楚的。”

“你要去哪裡？”斯蒂夫問道。

“回紐約。”阿弗納說。最近一趟飛機是瑞士航空公司的。他在肯尼迪機場給肖莎娜打了一個電話。他要她去接他，他沒有錢搭計程車了。

他們只剩下肖莎娜賬戶上的一點錢了。大約兩百塊。

從機場回家的路上，他對肖莎娜說了。他必須告訴她：這件事關係到兩個人，也關係到葛拉。

“他們怎麼能這樣做？”肖莎娜問道。“這是不對的。”

“我知道這是不對的，”阿弗納回答道。“但是他們做了。聽著，也許他們還沒有。我的同伴說他們也許把錢寄到這裡來了。”阿弗納這樣告訴肖莎娜時連自己都不相信，只是暫時希望事情沒那麼慘。而肖莎娜不接受這種說法。

“你認為他們把錢取出來是為了給你嗎？”她問他。“我不這樣認為。”

“現在心煩也沒有用，”阿弗納說。“不管怎麼樣，我總有機會對伊弗裡姆說的：你贏了。新任務在哪呢？”

阿弗納這樣說的時候，他們還在車上。肖莎娜開著車。她突然改變方向把車停在路邊。車子剎得太突然了，阿弗納的鼻子差點撞在擋風玻璃上。“如果你這樣對伊弗裡姆說，”肖莎娜眼睛忽閃忽閃地說。“我首先就會用車把你的腿壓到牆上去，讓你動彈不得，看你半身癱瘓了還對他有多大的用處。”

阿弗納看得出來，她的每句話都是認真的。

“這很容易，”他說。她剛才的那道閃電給他印象太深刻了，讓他措手不及。“我們得靠什麼東西活著。沒有錢，沒有證件，沒有工作，不行。而且，我們是以色列人，還在打仗。也許他們需要我。”

“不是這麼回事。”肖莎娜說。“如果你想回去，我一個字都不會說，絕對不會說。我甚至不會問你任何問題。你以為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你以為我不知道你在幹什麼嗎？你以為是怎麼回事呢？跟孩子一起等著你？我什麼也不說。我是個土生土長的以色列人，我嫁了一個士兵。這就是我經常對自己說的話。

“但不是這麼回事。我寧願去掃地。他們沒有強迫你去什麼地方。”

“好吧，看看再說吧，”阿弗納說，“開車吧。”

肖莎娜看著他。“我是認真的，”她說。“你還不瞭解我。”把車從路邊開走了。

大約十天過去了，阿弗納沒有收到任何人的任何訊息。他自己也沒有去問。除了回以色列之外，他甚至不知道跟誰聯絡，從哪裡問起。過去，他總是會有一條指定的資訊溝通渠道：一個電話號碼，一個保險箱，某個站的站長。而現在只有特拉維夫的伊弗裡姆。給伊弗裡姆打電話也沒有用，除了說自己屈服了之外沒別的可說。他不想給他打電話。

第一個月的房租已經付了，他們搬進了那套新公寓。他們在以前的那棟房子前貼了搬遷通知。新地方離這裡只有幾個街區，他們用的還是以前的電話號碼。

他們搬家之後過了一兩天，電話鈴響了。是紐約以色列領事館的保安打來的。

“這裡有你一封信，”那個人說。“你要來這裡看一下。”

“難道你寄一下不行嗎？”阿弗納問道。

“不行。信必須留在這裡。你來這裡看一下就行了。”

也許斯蒂夫是對的，也許是一張支票。第二天早上，阿弗納乘地鐵去曼哈頓。

不是支票。是一份一頁紙的檔案，很顯然是裝在外交檔案袋中跟其他郵件一起寄來的。檔案上說，雖然給阿弗納規定了回以色列的日期（阿弗納立即對那個保安說，這是他媽的撒謊），但阿弗納沒有回來。檔案繼續寫道，鑑於此，他們斷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