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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佈，就可期望將來得到滿足的生活。如果真的這樣行起來，他們的希望必歸幻滅。當著有組織的管制加強以後，生活目的上的花樣一定會愈來愈少。結果，什麼事都要歸於整齊劃一。這是依計劃而行事的社會或藉權威專斷的原則來處理眾人的事務之懲罰性的結局。”（李普曼先生之言，真是觸目驚心。如果把一個社會變成這樣的一個社會，那末，作到最好處，也不過是變成蜜蜂螞蟻的社會。到了這一地步，人都變成低階動物了。所以，要“建設”這樣的社會，根本無需什麼“專家”來“計劃”：拜蜜蜂螞蟻作老師就很夠了。人的生活之特點及其可貴處，就在各人自己管自己的事。因為，人為萬物之靈．吾人對抗共產制度之最實質的理由，不是那些花花綠綠的玩意，而是反對俄國共黨那一套把人變成低階動物的思想和辦法。——譯者）

類似上面的話，我們還可以找到很多。近年來，許多有資格作判斷的人士所出版的著作裡面，便常有類似上面的話。特別是曾作過目前這些極權國公民的人，他們因曾親身經歷那段轉變的過程，他們的經驗迫使他們不得不修正自己從前所抱持的一些信仰。因而，他們所講的話，與前面所引的幾段尤為類似。我在下面將再引一位德國作家的言論為例。這位作家的結論與前面所引的相同。不過，他所說的，或者比前面已經引證過的言論，更較正確。

這位德國作家叫做德洛克（Peter　Drucker）。他說：“以為經由馬克斯主義可以到達自由平等之域，這一信仰已經完全崩潰了。這一信仰崩潰的結果，迫使俄國走上德國所走的同一道路。這條道路是導向極權的、純否定的、不經濟的、不自由的、不平等的社會之道路。在要點上，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並非完全相同。這二者是一個發展之兩個不同的階段。當人們覺得共產主義是一幻想以後，下面的一個階段便是法西斯主義。今日，共產主義在斯達林的俄國之已變成一個幻覺，亦若其在希特勒以前的德國之為一幻覺。”

納粹和法西斯黨許多領袖的歷史對我們也是很有意義的。凡曾細心觀察過在義大利或德國這些運動如何成長的人，會看到許多領袖人物，從莫索里尼起，連拉瓦（Laval）與魁斯林（Quisiling）在內，都是先做社會主義者，後來變成法西斯或納粹黨徒。如果我們注意這些人物轉變的過程，便會為之吃驚不已。這些領袖人物固然如此；參加這些運動的大眾尤其如此。在德國，如眾所周知，一個年青的共產黨徒變成一個納粹黨徒，或一個年青的納粹黨徒轉變成一個共產黨徒，都是相當容易的事。關於這一點，那些替兩黨從事宣傳工作的人知道得尤其清楚。（兩種組織的分子這樣換來換去的情形，不止在德國為然。其所以如此，正如譯者在前面所述，兩種份子在思想型模、作風、與心性上，血緣都極其相近：二者都是政治一元論論者——一黨主義者，都是極端主義者，都是狂執主義者，都是馬基威尼的學生，都是黑格爾的信徒——一左而一右，都視取消自由與統制思想言論為必要的手段，都視首領為天帝而眾人為工具，都拿“主義”、“國家”、“光榮”為招誘愚眾的符咒，雖然其一強調種族優越論而另一高唱階級至上論，但結果對內之壓迫殘害與對外之侵略則無不同。依邏輯．如果甲所有的性質亦為乙所有，而且乙所有的性質亦為甲所有，則甲等於乙。所以，從絕對主義的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