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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佈道團還提供很多有關俄國產品在中國的銷路方面的資訊。這對俄國的工業發展有特別重要得意義，對俄國商品在同中國商品貿易中儘量取得最大利潤起了不小的推動作用。1836年7月3號，第十一屆佈道團領班大司祭魏若明在一份報告裡寫道：「根據從廣州運到這裡的鏡子的昂貴價格看，如果由我們那裡向中國出售這種東西，也是很能獲利的。····半俄尺大小的···很適合本地的裝飾需要···它們在高度和寬度的勻稱上比方形的要好···」。正是由於這些情報，俄國商人開始向中國銷售鏡子。「1843—48年期間俄國外交部提供的如下資料證明瞭這點：1843年，經恰克圖賣到中國的鏡子價值達9555盧布，而到1847年則是32640盧布，即銷售額增加了二倍」。佈道團的情報功勞還遠遠不止於此。由於他們準確地情報，解決了俄國棉織品——印花布和細平布在中國的銷路問題。俄國外交部曾把俄國的棉布產品樣品寄給佈道團。大司祭魏若明看了，立即將自己的分析報告遞給外交部。他有兩點重要的意見。第一，從價格上充分肯定了俄國棉布的優勢。「從價格和寬度來說是完全可以令人滿意的，並且在後一方面甚至大大優勝於英國產品。顏色和圖案不符合中國人的要求」；第二，指出印花布在中國的銷售一定不如細平布。「中國對俄國印花布的需要將總是處於次要地位的···在同他們進行棉織品貿易中，佔主要地位的應該是染色或不染色的細平布」。這情報的準確性，後來的結果就是最好的證明。細平布每年銷售額都在增漲：

1843年，1475盧布； 1844年，2217盧布；

1845年，5091盧布； 1846年，14560盧布；

1847年，46567盧布；

而到1852年，印花布在俄國向中國出口的布料貿易中，總共只有銷售額13845盧布[73]。

此外，佈道團自1818年指令頒布，實行改革以後，成員整體文化素質大大提高。大司祭就更不用說了。大司祭不但能提供很多真實可靠的情報，而且，還兼有學者眼光的分析。比如，早在1844年，大司祭佟正笏就預見性地提出了未來俄國和西歐產品的競爭問題。他認為俄國產品的優勢主要是價格低廉。但是，一旦英國等工業發達國家的歐洲國家發現這個問題，那麼，俄國這種價格競爭優勢將很快喪失。因此，他建議，俄國應該努力控制中國西部的貿易。那裡，英國人鞭長莫及[74]。而這樣明確地分析和建議，使我們不能不聯想到一年後，即1845年6月5號，沙俄外交部亞洲司副司長伊·柳比莫夫化妝成商人霍羅舍夫赴中國西部地區進行的商務考察。柳比莫夫將自己對中國新疆伊犁，塔城等西部商業貿易的考察寫成報告，呈遞沙俄外交部[75]。此後，沙俄就十分重視發展和中國西部的貿易了。「1847年7月，佟正笏奉俄國政府之命，正式要求清政府開放伊犁、塔城和喀什噶爾三處為商埠，被拒絕。1848年，佟正笏再次受命提出同樣要求，仍遭拒絕」，並因此受到滿清政府的警告[76]。到1850年5月，在沙俄的威逼利誘下，腐敗的滿清被迫同意對俄開放伊犁和塔城兩處為商埠[77]。緊接著，1851年8月，中俄雙方簽訂《中俄伊塔通商章程》。由佟正笏的報告，到柳比莫夫的神秘考察，到佟正笏受命和滿清政府接觸，再到《中俄伊塔通商章程》的簽訂，一環扣一環，顯然它們之間有著一種內在的密切關係。

注釋：

[1] hБahдышъ-kahcknn《Дnплoatnчckoe6pahneдeлъждyponncknnkntancknгocyдapctвanc 1619 пo 1792гoд》,ka3ahь, 1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