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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過來，當時滿清也派信使去俄羅斯。康熙20年，理藩院就曾派信使曼澤伊巴爾丹及其同伴到色楞格斯克給逗留在那裡的俄國使者戈洛文送信[64]。但由於滿清外交主要是守株待兔式的防，所以，派員去俄羅斯送信的情況並不常見，僅偶爾為之。

沙俄政府和佈道團之間的通訊，是雙方面的。滿清雖然很注意監督佈道團寄回俄國的信件，但是，他們很可能忽略了由俄國寄給佈道團的信。正是這些信件，不斷給佈道團下達新的使命。如沙俄外交部亞洲司司長羅多菲尼金就於1833年4月14日透過信件給佈道團領班魏若明下達指令：「俄國內閣對中國的主要和長期的目標是在政治方面保持和加速與中國的聯絡，因為我們有很長的邊界線與它接壤；在貿易方面，為了祖國工業的利益和相互利益，擴大和發展與中國的貿易」[65]。這是將沙俄對華外交的總綱向佈道團交底，性質應該屬於很機密的一類，意思很明顯，這就是佈道團今後的使命，是佈道團擷取情報的行動綱領。當然，對佈道團領班如此指示機宜，實屬冒險。只要滿清有精通俄文的官員，稍微注意就能察覺。所以，這類指示機宜一般都在國內進行。如第十二屆佈道團領班佟正笏啟程來華前夕，沙俄政府就訓令他進行間諜和行賄活動。並指示他要想方設法取得「中國政府中那些能以某種方式影響中華帝國政治事件程序的人物的好感」[66]。為了配合佈道團的行動，沙俄政府甚至撥出鉅款，作為收買滿清官員的活動經費[67]。可見，沙俄政府不但將佈道團建設成為一個間諜機構，還準備在滿清內部培養間諜，尋找漢奸，以實現其擷取情報，侵略中國的目的。

再就是佈道團大司祭寫往俄國的信件。一般來說，和政府聯絡的主要是大司祭。因此，大司祭信件的大部分都是和政府官員之間的聯絡，有些雖涉及私人交往，但更主要的內容是涉及自己對中國問題的一些看法，也就是直接的情報。即使涉及佈道團日常生活的信件，無形中也透露了許多情報。

至於大司祭的例行報告則主要涉及佈道團日常事務，更主要地涉及中國的政治、經濟、貿易、文化等各個方面的情報，具有很重要的史料價值。給沙俄政府寫報告，匯報中國的各種情報，是每屆佈道團領班（還包括監督官）的任務。參與俄羅斯駐北京佈道團管理的有很多機構。屬於沙俄政府機構的有外交部亞洲司，還有商務部，還有靠近中國的東西伯利亞衙門；另外，還接受東正教最高事務委員會的領導。每屆大司祭都要不停地給這些機構寫報告。這些出自大司祭之手的例行報告，絕大部分在高層人士參考之後，就存放進各類檔案館。目前，只有一小部分被整理出來。

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之前，我們現在知道並能看到的報告，首先是第八屆佈道團大司祭索夫羅尼·格里鮑夫斯基（1794-1807）的報告。這是我們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大司祭報告。從內容看，這份報告主要談了格里鮑夫斯基改革佈道團的一些意見和想法。他在報告裡特別強調佈道團人員的素質亟待提高。正是在這個報告裡第一次明確提出派遣醫生的建議[68]。不過通篇講的最多的還是怎麼傳教的問題。作為東正教來說，我覺得這個報告還是很重要的。裡面有些看法很正確，甚至帶有預見性。十九世紀後半葉開始的東正教華化，在這個報告裡就已經提出並論證了。由此可見，當時沙俄還只是把佈道團當作教會組織。只有到1818年指令以後，佈道團的政治使命才被明確。

1841年，中英鴉片戰爭開始。俄國出於和英國競爭，以及保護自己在俄中恰克圖貿易中的巨大利益，所以，經過認真研究，決定和中國政府一道採取「禁菸」政策。並於1841年5月1日將這個決策通告中國。而佈道團趕緊及時地收集了中國對俄國此舉的反應。第十二屆佈道團領班佟正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