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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方面，信件和報告，這是更專業的情報工作。

信件，俄羅斯佈道團和沙俄國內的信件往來是個大問題。這個問題一直是俄中兩國之間關係的一個重要內容。很多次雙邊條約對此都作了規定。一般來說，信件分為公函和私函兩種。公函一般都由公派使者順帶。如果沒有使者，兩國之間就互派信使。這種情況是整個十八世紀兩國之間的信件互通的主要方式。《恰克圖條約》第六條規定「送文之俱令由恰克圖一路行走，如果實有緊要事件，準其酌量抄道行走。倘有意因恰克圖道路遙遠，特意抄道行者，邊界之汗王等，俄國之頭人等，彼此諮明，各自治罪」[56]。這說明，就算對信使，也有明確的路徑方面的限制。信使行走都有規定的路徑，不能隨便選擇路徑。這是符合國際交往原則的。據資料記載，十八世紀，有資料記載的俄國信使，就有八個：「1），阿法納西·索洛維約夫，中士，到北京來過兩次；2），費奧多爾·卡爾皮洛夫，也是一名中士，到北京來過一次；3），涅姆奇諾夫准尉，來過一次；4），謝苗·彼得羅夫大尉，來過兩次；5），米哈伊洛·紹科羅夫中士，來過兩次。他第二次來北京時已是少校了；6），斯捷潘·薩維諾夫，來過一次；7），沙裡金少校，來過一次；8），伊萬·克羅波托夫上校，來過一次。毫無疑問，前來北京的信使一定還要多些，但糟糕的是，當地檔案裡沒有留下任何有關他們的材料」[57]。儘管材料不豐富，但有一點可以確定，俄中之間信使的往來，特別是俄國信使來中國，肯定是非常頻繁的。有時候，有些俄國信使還傳布假情報，以混中國官員的視聽。如鹹豐六年，德勒克多爾濟奏「據賚送公文之俄夷聲稱：伊曾隨固畢那託爾在東海與英、法接仗獲勝，英、法兵船仍由海道前赴上海，廣東過冬。今年和暖時，仍欲與俄國爭戰等語。隨向該夷詢問：俄國何故與英、法爭戰，英、法因何赴上海、廣東過冬等事，汝由何而知？該夷答以不能確知而去」[58]。但是，就算是公函，也要按照成例。如果不按成例，臨時起意，得行文理藩院，請求許可。鹹豐八年，俄使普提雅廷在天津，想臨時派俄羅斯人經旱路往恰克圖送信。上諭：「現在前往只有二人，其自天津啟程，由張家口，庫倫逕往恰克圖。由驛行走，系向來學生行走故道，未便過於阻止。著譚廷襄選派熟悉夷情致幹練旗人，伴送該夷。由通州昌平州一帶至張家口後，著慶昀連選通曉蒙古語之幹員，接續護送至恰克圖。沿途密敕委員會，暗中察看夷情，妥為防護」[59]。所謂「接續護送」，實乃監視；而行走路線沿「通州昌平州一帶至張家口」，再至庫倫，無非是想避開北京城區而已。可見，滿清在捍衛主權方面，可謂費盡心機。滿清的外交戰略主要是防！這既是閉關鎖國的餘芳，也是王朝積弱的無奈。

作為佈道團這樣長駐北京人員的私函，又如何傳遞？主要是由中國理藩院派人經過驛道送往中點恰克圖，再轉交俄方。反之，俄方有信件給佈道團人員，則在恰克圖由俄方轉交中方理藩院辦事人員，帶到北京後轉交佈道團人員。但是，這些往來信件，有一定的投遞時間。鹹豐七年，大司祭巴拉第曾經就遺失信件一事行文向俄國告狀。為此，滿清理藩院曾專門行文解釋：「查從前爾國寄與住京喇嘛匣只，輕者由馹遞送，重者彼時若無差便，應俟每年四月二十日，十月二十日前後，照例專差之便送往，有候至三、四個月者。」「爾置固畢爾那託爾既懇迅速轉至住京喇嘛物件，本處應照一定章程辦理。嗣後爾國送到寄給住京喇嘛巴拉第物件，除份量較輕，可以由馹行走者，仍舊照例解送外，倘匣子較大，斤兩較重，即於四月初十日，十月初十日前後送往」[60]。所謂「應照一定章程辦理」，說明傳遞物品（包括所需物件，信件和報告）俄中雙方一直有一個章程。從行文看，這章程包括兩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