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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沙俄政府還「供給佈道團外科醫療器械，藥品和科學儀器，建立專門圖書館，撥給大批款項，購買圖書，手稿，收藏品，和作為支付漢語教師的酬金」[43]。另外，還在佈道團為雅克薩人的後代辦了所學校。教授俄語和漢語及中國文化知識。

（3）、組織上，建立「佈道團委員會」，實行「會議制」管理。有權決定和討論佈道團成員的研究計劃和分擔的職責；同時，加強佈道團修士大司祭的素質。決定從第十屆佈道團起，每一屆佈道團大司祭都從上屆佈道團物色。這樣，每屆大司祭就能在北京呆20年左右，這樣，每屆大司祭都絕對是中國通，十分有利於完成特別使命。像彼得·卡緬斯基，維·莫拉切維奇，波·圖卡利諾夫，巴拉第·卡法羅夫，固·卡爾波夫等都是大漢學家。由於大司祭素質高，漢學修養好，對內便於管理服眾，對外交往密切，有關係基礎。非但有利於佈道團在北京站住腳，還十分有利於作沙俄的探子；此外，為了加強佈道團和中國社會的交往，沙俄政府特意加派了一些技術型人員。如醫生，畫家等。醫生，一直是西方佈道團在中國人際交往的重要手段。早在1711年，滿清康熙皇帝就要求沙俄在派遣教士的同時，請求「若有外科良醫，一併送來」[44]。彼得一世便派遣英國外科醫生哈爾文隨同郎格於1716年前往滿清。這位醫生到了北京後，受到康熙皇帝和滿清朝廷的優待。但是，沒過多久，竟耍起公子爺脾氣，「以水土不服，思念母親等情，再三懇求回國」[45]。沒法子，康熙只好遣送他回俄羅斯。但是，醫生作為佈道團的成員，定期派遣是從1820年開始的。前後共派遣了五位醫生，包括：沃伊採霍夫斯基，基裡諾夫，塔塔裡諾夫，巴基列夫斯基和科爾尼耶夫斯基。這些醫生都是良醫。關於他們的到來，究竟對佈道團起了多大的作用，第十一屆佈道團大司祭魏若明在一份報告中一語道破，由於醫生的功勞：「最後，在北京，俄羅斯人在中國人心目中的聲望得到了提高，以致許多中國人不但不再躲避俄羅斯人，反而尋找機會認識我們···佈道團在北京獲得了最受尊敬的地位，甚至是歐洲傳教士在中國從沒有獲得過的」[46]。

總之，透過以上的陸續整頓措施，到十九世紀中葉，俄羅斯駐北京佈道團已經由純粹的教團一變而成負有特別使命的多職能國家組織了。它已經完全能夠勝任沙俄侵略中國的需要了。而這一切，都起源於第九屆佈道團。正因為這樣，教會史學家阿多拉茨基才說「比丘林時代不能不認為是北京佈道團的轉折時代」[47]。

其次，從十九世紀初到1850年前佈道團成員的經濟情報工作回顧。

這一時期佈道團由於沙俄政府出面整頓，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所以，佈道團開始在組織上變得成熟起來，而經濟情報工作也就開始富有成效。綜合來說，佈道團成員的經濟情報收集，從形式上可以分成兩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我們通常所謂的「漢學研究」，也就是宏觀意義上的情報工作。目前，學術界有一種將「國外漢學」美譽化的傾向，這實在值得我們注意。國外的漢學研究，尤其是沙俄的漢學研究，基本上兼有學術和情報的雙重特色。如果我們把沙俄的漢學研究，看成事純學術的東西，甚至加以膜拜，而完全無視其政治色彩，那就真是太天真了。從十八世紀開始，沙俄產生「漢學研究」，其初衷則主要是情報收集和分析。像前述的羅索興，列昂季耶夫都是代表。

從十九世紀初到1850年前，佈道團成員對中國經濟情況的研究，舉其要，主要有：

雅·比丘林：

1）。《中華帝國統計概覽》。1842年，聖彼得堡。涉及到中國各方面經濟情報。

2）。《中國的農業》。附72種農具圖。1844年，聖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