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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的論者斷定：就是因為在這次會議上她與諸人在服裝上的反差，使張愛玲感到了不安，覺得自己和新社會格格不入，從而萌生了離開大陸的念頭。

這就不免有點以偏概全了。

1950年代初，固然是中山裝、列寧服風靡一時，但也僅在年輕人和幹部中間流行，並不是所有的人都統一了服裝。張愛玲在《十八春》中就寫到了年輕女子換列寧裝、剪髮的事，她不可能為會場裡的服裝傾向而感到驚詫。

旗袍外面套白色網眼衫，固然不是當時的時髦行頭，但也不是什麼奇裝異服。旗袍一直到60年代初，還是國內很多城市婦女的裝束，談不上就如何地“格格不入”。若以張愛玲40年代的裝束而論，那豈不是與舊社會更加格格不入了？

即使是在新時代裡的換裝，她也只有滑稽的感覺，並未見得有什麼悲憤。

她那時也能領到配給布，一段湖色土布、一段雪青洋紗，便給自己做了一件喇叭袖唐裝單衫和一條褲子。她去弄堂口排隊登記戶口時，穿的就是這樣一套衣服：

街邊人行道上擱著一張弄堂小學課室裡的黃漆小書桌。穿草黃制服的大漢傴僂著伏在桌上寫字，西北口音，似是老八路提幹。輪到我，他一抬頭見是個老鄉婦女，便道：“認識字嗎？”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有驚無險的羅湖橋頭（7）

我笑著咕噥了一聲“認識”，心裡驚喜交集。不像個知識分子！（《對照記》）

她的驚喜，是由於沒想到這麼容易就可以轉換身份。

年輕時奇裝炫人、出夠了風頭的她，不會在乎鶴立雞群的孤立，也不會在意在服裝上泯然眾人。對她心理上產生巨大沖擊的，恐怕還是50年代初發動的一場又一場群眾運動。

有一個說法是，1950年7～8月間，也就是開完“文代會”後，在夏衍的安排下，張愛玲曾隨上海文藝代表團到蘇北農村參加土改工作。

在殷允芃的《訪張愛玲女士》中記載道，張愛玲說，她在寫《秧歌》之前，在鄉下住了三四個月，當是指這件事。但時間又不大對頭，那時是在冬天，在鄉下獲得的印象，都用到《秧歌》裡去了。她說：“這也是我膽子小，寫的時候就擔心著，如果故事發展到了春天可要怎麼寫啊？”

言之鑿鑿，不由人不信。

如果參加土改是真實的，那麼這幾個月的生活，當是她和大眾距離最近的一段經歷，對她後來的人生軌跡影響應該甚大。

但是，她的親友們都沒有提到這件事。柯靈更是在批評《秧歌》、《赤地之戀》時說，張愛玲“平生足跡未履農村，筆桿不是魔杖，怎麼能憑空變出東西來”。因此，張愛玲是否參加過土改，就成了一個謎。

可以肯定的是，她對這場運動是關注的，也聽到了一些匪夷所思的傳聞，不能不令她有所疑慮。

1951年9月，全國開始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在大學、文化及科研單位的知識分子中清算剝削階級思想殘餘，消除崇美恐美思想。各單位都搞人人過關。這個運動，也就是楊絳先生所寫的“洗澡”運動，一直延續到次年秋季方告結束。

在此期間，文化界還掀起過聲勢浩大的批判電影《武訓傳》運動。因為電影是上海的電影公司拍的，連夏衍也難辭其咎，不得不向中央做了檢討。

1951年底，“三反五反運動”又在全國發動，到1952年1月底，其中的“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開始觸及“民族資產階級”。

自2月中旬起，因有的地方上政策掌握不好，運動方式簡單粗暴，導致一些捱整的工商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