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4頁(第1/2 頁)

這將是一個值得爭辯的命題，其實，拉斐爾在自己的《爭辯》之中早已藉助畫面給以了昭示：在燦爛的晴空之下，塵世間的博士與神學家正在熱烈地爭論著聖餐的意義何在，與此同時，在高高居於雲端的天國中，三位一體的至尊則在安閒地休息，呈現出一派祥和而平靜的和諧景象。這就表明，由博士們所代表著的古希臘羅馬的人文主義，與由神學家所代表著的基督教神學之間，如果能夠發生爭辯的話，必須有一個進行爭辯的共同前提，這就是基於理性而訴諸理性，而這正是人與人之間進行溝通的人文基礎，不過，這不是神與人之間進行立約的信仰根基。

這也就是說，人文主義與基督教信仰之間是否有可能發生衝突？拉斐爾在《爭辯》之中實際上已經作出了回答：塵世間的理性爭辯與對於天國的信仰無關！因此一個人文主義者可以是，也能夠是，甚至應該是一個虔誠的信徒，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的攜手同行就是一個社會性的證明。所以，達&iddot;芬奇堅決否認權威是真理的源泉，堅決主張尊重生命存在的權利，認為&ot;奪取人們的生命是罪惡滔天的事&ot;，而戰爭無疑是&ot;最野蠻的瘋狂&ot;，從而表明人文主義絕對不會與基督教信仰發生對抗，這也許是宗教題材不能制約藝術創造的主要原因之一。

義大利文藝復興三傑之中壽命最長者，生命歷程達89個年頭的米開朗琪羅，當他預感到自己的生命即將結束之際，特意為自己的墳墓創作了一座雕塑《皮耶塔》：聖母馬利亞面對著基督耶穌的屍體悲痛欲絕，而站在聖母身後的一個正在默默地注視這一切的人物，很有可能就是米開朗琪羅自己的形象化身。在這座雕像的藝術創作上，作者採用了變形誇張的手法來盡力表達死亡這一嚴酷的現實，以寄寓作者本人對於自己能夠在死後復活得到拯救的某種企盼，而這正是曾經創作過《末日審判》的米開朗琪羅早已熟知的，因而宗教信仰是可以促進藝術創造的，這也許同樣是宗教題材不能制約藝術創造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由此可見，當藝術由作為宗教信仰本身的群體表達，而逐漸轉變為具有宗教信仰的個人創造時，實際上表明上帝及其信徒正在退出世俗領域，重新回到宗教世界中去，每一個人的宗教信仰與其對於精神世界的現實性追求直接相關。於是，上帝存在於何處也就成為第一個有必要進行討論的問題；而上帝以什麼樣的方式存在則成為第二個更需要進行討論的問題。

從一般人的體驗上來說，僅僅是一句上帝存在於每一個人的心中這樣的回答，也許就完全能夠滿足自己對於這一問題的感悟。不過，這樣的回答雖然的確表達出了宗教的啟示性影響，卻留下了難以繼續進行關於上帝存在的理性認識的遺憾。所幸的是，在哲學為神學的討論提供了本體論的來源影響的同時，神學也為哲學的思考提供了方法論的致思途徑，從而促使對於上帝存在於何處，特別是上帝存在的方式如何的思辨性把握，形成了一種具有開放性的討論格局，為上帝存在的有關問題進行多樣化解答。

從公元13世紀到公元16世紀，隨著基督教天主教數度傳入中國，《聖經》也一起傳播到中國，後來便開始將《聖經》中的&ot;神&ot;翻譯為&ot;天主&ot;，於是羅馬公教也就被稱為天主教，這是因為在中國&ot;正史&ot;之首的《史記&iddot;封禪書》中有&ot;八神，一日天主，祠天齊&ot;之說，以便適應中國教徒的宗教接受。到了公元19世紀初葉，基督教新教才開始傳入中國，並將《聖經》中的&ot;神&ot;翻譯為&ot;上帝&ot;，這是因為在中國古代的重要文化典籍《尚書&iddot;立政》篇中出現過&ot;籲俊尊上帝&ot;之說。在這裡，不僅可以看到歐洲人對於中國文化的瞭解，已經由一般的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