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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問題上，康和趙是兩種路子。康直至去世，仍堅持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但他也有擔心：即他們這一代‐‐大慶的老人都退下來以後，大慶會搞成什麼樣子，他很擔心。

我不贊成趙的做法，這是明確的。但說我是完全支援康的，我也沒有這個想法。根據一些企業的經驗和我的調查，我一直是這樣一種認識：黨委集體領導，離不開群眾和職工的支援，所以必須很好地依靠職工代表大會；而發揮職代會在企業生產和企業管理等方面的作用，體現工人是企業的主人，又必須透過黨委的渠道來做這些工作。廠長負責制要真正起作用，不依靠工人不行，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群眾。因此，儘管渠道不一樣，一個是黨委要依靠工人，一個是廠長要依靠工人，但黨委和廠長的最終目的，都是要使工人在企業裡發揮自己的作用。這個看法，我在1986年同長嶺煉油廠同志交換意見時就說過。

我在武漢的分組會上發表了這麼一個意見。新華社的記者喻權域很同意我的觀點，把講話整理出來了，想作為新華社的一個內部文稿發給各地。稿子交給我，我沒有同意。後來，把其他的意見稍微充實了一下，這個講話收到《鄧力群文集》裡面了。原來的題目是：&ot;黨政分開，黨要管黨&ot;，後來改為：&ot;黨政職能分開，黨要管好黨&ot;。

由於趙是總書記，他的權力大，聲音也大，我的這些想法，起到的作用很有限。這個問題至今仍未解決。

在企業領導管理體制上，中國搞現代化，實際上是學資本主義的。根據公有制的性質和我們自己的經驗，究竟企業領導體制應該是什麼形式的，還有待於把那些好的經驗加以提煉。

&ldo;落選&rdo;之後：一九八八年之事

二 回桂東老家

從1949年到1988年，湖南解放近四十年了。我離開家鄉的時間則更長，將近六十年了。早就思念故鄉了。退下來以後，無官一身輕了，恰好我的四哥建黃從美國回來，於是兩人相約回桂東一趟。我父親的兒女中，長房(即大哥)那一系有鄧經元，四哥那一系有慶元的一個女兒，我們一家有老倆口和兒、女各一；我的姐姐有一個兒子在桂東，缺三哥的後代。一批人就這樣一起回了老家。

回家後，在祖父墳前鞠了三個躬，獻了一束花；在父、母墳前鞠了三個躬，獻了一束花；在外祖父、外祖母墳前也鞠了躬、獻了花。在老家沒有住，在縣裡看了一下，住了兩晚，路上也問了一些情況。

家鄉確實有變化，縣裡有了公路、電燈，我們村也有電燈了。房子還是老的居多，少數幾戶蓋了新房，大多數還是住老房子。老百姓可以吃飽肚子。衣服可以禦寒，穿破衣服和帶補丁衣服的人是很少的。但也只是這樣一種水平，根本說不上富裕。桂東是全區最貧困的一個縣，在全省是倒數第二。

最明顯的變化，是教育有了比較明顯的發展。以我讀書的流源小學來說，我讀小學時，男孩子能讀書，女孩子就不允許讀書，當時小學裡一個女孩子都沒有。我們那時是完全小學，不能每年招生，隔一年招一次，完小是三個年級。一個年級只是四、五十人，合起來不過百把個學生。教師也只有三、四個人，包括校長。僅四、五人。這次回去看，女孩子不僅可以上學，而且人數已經不少了，據說入學率達90％以上。有了初中(九年制)。教師已經有三、四十個人。教育的變化比較明顯。

鄉鎮的變化不大。因為是貧困縣，在免除農業稅、公糧和購糧方面，每家每戶得到了實惠。扶貧救濟資金每年有一點，但這些款項多數被各級政府用於建公房、私房了。我去的時候，桂東縣扶貧年份快到期了，縣裡的領導希望我和省裡說一下，再延長幾年。湖南省委的負責人熊清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