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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問題升級和我的態度

我的問題，從運動開始，就一級一級往上升。到天安門事件以後，農偉雄就說，鄧力群的問題已升級了。作為我來講，不交代不行。在黨內，他們還是代表組織，政研室是中央直接管的，不能不交代。當時沒有想這些東西交代出來會有什麼後果，會招來什麼橫禍。作為一個黨員，很坦然，做的事沒有需要隱瞞的。每次交代我自己的事情的時候，確實沒有什麼顧慮。從&ldo;文化大革命&rdo;整個過程中，我每一次寫信，每交代一個問題，都是很認真的。講每一件事，我都沒有壞心，沒有算計過誰，沒有不可告人的心思。既然你要知道，就如實地講，對自己有什麼後果，我不去想。可是有一條，不能因為我的揭發而使別的同志受到牽連。凡是遇到這樣的事，要不不提，要不就說這件事主要由我負責。我在紅旗時，遇到這篇文章、那篇文章受指責，我都承擔起來，說這是我佈置的，主意是我出的，稿子是我定的。

有些事情，明明是胡喬木交給我的，如《海霞》問題，那時，胡喬木說，你可以告訴他們，現在可以寫信了。在交代時，我沒有交代是他的問題。我們這些老傢伙確實經過了鍛鍊，誰也不說誰，各人只講各人的。農偉雄就說，你們好像是商量好的。看起來好像有分工似的，實際上沒有。我們幾個人很默契。在交代時，中央沒有點名的中央領導同志，我們都不說，這也是一種默契。中央點了鄧小平的名，我們也就只講鄧小平，而且按事實來講，最多講完以後，跟著中央的口徑加上一頂帽子。我們一般不跟報刊的調子。

後來，我們搞了運動總結。我們政研室的七個負責人，總的說還是合格的。總結有幾條，現在看來比較平淡，在當時那種險惡的情況下面，做到這一些已經很不容易了。總結中有這樣幾段文字：

對於&ldo;四人幫&rdo;在運動中的另搞一套和農偉雄、趙乾德的倒行逆施，政研室絕大多數同志極為不滿，採取種種方法進行抵制。政研室的幾位負責同志，當時同上級領導失去聯絡。在室內也難以相互接觸和同群眾接觸，又面臨著&ldo;四人幫&rdo;與農偉雄裡應外合、內外夾攻的政治高壓。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仍然堅持做到了以下幾點：

一、&ldo;四人幫&rdo;和農偉雄妄圖從政研室負責同志身上壓出攻擊中央和國務院領導同志的材料，七位負責同志抵制了這個罪惡企圖，嚴格遵循黨中央指示的精神，在揭發批判中，絲毫沒有涉及鄧小平同志以外的中央、國務院任何領導同志。

二、&ldo;四人幫&rdo;誣衊政研室是&ldo;鄧記謠言公司&rdo;，誣衊鄧小平同志&ldo;透過政研室製造和散佈了大量政治謠言&rdo;，七位負責同志堅決抵制了這個誣陷。

三、在他們的交代揭發中，除記憶差錯外，事實本身沒有出入，沒有涉及到鄧小平同志和他們談到的有關同王、江、張、姚鬥爭的事情。

四、在他們的交代揭發中，保護了政研室內外同&ldo;四人幫&rdo;作過鬥爭的許多同志。

五、七位負責同志在一九七五年工作中議論的有關&ldo;四人幫&rdo;的事情，都沒有互相揭發。

六、六位負責同志對胡喬木作了揭發批判，但是，胡喬木同志對他們沒有作任何揭發批判。

這些情況說明，政研室的負責同志在最重要的問題上，堅持了中央四號、五號檔案的精神，抵制了&ldo;四人幫&rdo;的另搞一套；在十分複雜尖銳的鬥爭中，經受住了考驗，沒有被&ldo;四人幫&rdo;壓垮；&ldo;四人幫&rdo;竭力要從他們那裡壓出最需要的材料，用來打倒中央和國務院一大批領導同志的反革命陰謀，沒有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