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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三年三個部門的四個會議和兩件突發的事情

二 考察文物工作及其他

開完這個會後，就為即將召開的全國文物會議做準備。為接觸一下一些省級文物工作的情況，看看存在些什麼問題，我出去考察、調查了四十幾天。這四十幾天實際也不單是看了文物工作情況。

7月27日我離開北京，先是去承德。在承德參觀了避暑山莊、外八廟；又到圍場去了一下。接著到山西大同，先看煤礦，又看了雲崗石窟。然後到雁北，瞭解農村情況和生產責任制在那裡的實施情況。記得日本投降以後，我從延安出發，在晉西北轉了好幾個縣，那時儘管是解放區，但人民生活仍非常貧困。這次去看了，情況就完全兩樣了。後又到呼和浩特，參觀了昭君墓，瞭解了一些牧區情況。

在呼和浩特，正好碰上華北6省市在這兒開新聞工作會議。我在這次會上講了一篇話，講的是《堅持新聞工作的黨性原則》(收入《鄧力群文集》第二卷)。批評了胡績偉的所謂人民性。他認為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黨中央就要服從全國黨代表大會；全國黨代表大會就應服從全體黨員；全體黨員就要服從全國人民。這樣把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作為我們黨和國家處理一切重大問題的唯一原則，可以代替一切的原則。按照這個邏輯，就要求一切重大問題都要經過全民投票表決。另一個王若水，與他的觀點相仿，認為黨性來自於人民性，因此，人民性高於黨性。在講話中我都作了分析批評。

離開呼和浩特後到包頭，去成吉思汗墓看了一下，還看了包頭的軍工企業和其他工廠。然後到河套，又到銀川，看了西夏留下的幾個墓、遺蹟(幾個塔)，看了一個山。又到中衛縣，看治沙。又到劉家峽水電站去看了。然後去甘肅，在蘭州碰上他們正在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大會和學術討論會。我在會上講了話、題目是：《知識分子的成長和在新時期的光榮職責》(收入《鄧力群文集》第二卷)。到敦煌，士酒泉，然後又從蘭州去青海，參觀了文成公主進藏路線，經日月山，去炳靈寺、塔爾寺，到龍羊峽，這時水電站已截流了。然後又回到甘肅，經天水後，看了麥積山石窟；然後去陝西西周遺址--岐山，到鹹陽，在西安參觀了一些文物點，其中包括玄奘譯經的大雁塔，然後去延安，這是我解放後第一次回延安。然後又回到西安，去三門峽，到臨汾、運城、平遙、太原，看了晉祠。一路上看了這些文物點，對文物的收藏、挖掘等事情有些感性知識，為後來的文物工作會議做了點準備。知道了文物工作中有哪些事情，是含什麼狀況。

這次共花四十來天，有些收穫。第一，接觸了文物工作中的問題；第二，瞭解各地區學《鄧選》情況；第三，在延安、西安提出要繼承和發揚延安精神。以往提此，只重視艱苦奮鬥，後來彭真講延安精神主要有兩條：一是實事求是，二是艱苦奮鬥。我覺得把實事求是加進來很好。第四，一路上接觸了不少在艱苦條件下做出了很好的成績、很重要的貢獻的知識分子，表揚並提倡發揚他們這種精神，這集中表現在我在敦煌吐魯番學會會議上的講話中，後來在《紅旗》發表了。第五，提出西北地區交通不便，經濟落後，在這樣條件下，要重視廣播事業的發展。第六，提出要重視師範教育，那時是搞好小學6年義務教育(後來是9年義務教育)，全國三個指標：入學率90％，鞏固率60％，合格率30％，西北情況很差，合格率只有20％，這裡的關鍵是師資水平太低，小學畢業教小學，初中畢業教初中。我提出：普及6年、9年這當然對，但重點應把師資搞好。現有師資要培訓，新的師資要正規培養，有了合格的師資，普及才能合格。沒有師資，勉強上學，但畢業以後不合格，也沒有用，這就等於硬性推廣和普及，老百姓也不幹，長期下去也堅持不住。後來就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