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頁(第1/2 頁)

一九八二年紀事

七 就任中宣部長

1982年4月份，通知我到中央宣傳部當部長。中間是怎麼醞釀的，我不清楚。可能是胡耀邦提出的。為什麼要換人呢？在我之前，是王任重當宣傳部長，王以前是胡耀邦。王當了一、兩年吧，開頭身體還好，還能夠管事，後來發低燒，怎麼治也治不好，到處作檢查也搞不清楚原因。所以在後來的大約一年時間裡，宣傳部的事情他就沒管。在我去之前，宣傳部內部有一種普遍的議論，即&ot;四三左右&ot;之爭。所謂&ot;四三&ot;是指：一個是三中全會解放思想；一個是四項基本原則，既批&ot;左&ot;也批右，主要是批右。一部分人就講：現在解放思想還不夠，還是堅持三中全會的原則；另一部分人就講，已經有這麼厲害的右傾，應該及時講話，鞏固和維護四項基本原則。即三中全會和四項原則的爭論，三中全會是批&ot;左&ot;，四項原則主要是批右。在我去之前，宣傳部還沒有一篇文章來宣傳四項基本原則。《人民日報》勉強寫了一篇宣傳四項基本原則的文章，實際上軟弱無力。而相反的，李洪林連續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大講堅持什麼樣的社會主義，堅持什麼樣的黨的領導，堅持什麼樣的人民民主專政，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唱反調，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搞成百家爭鳴的物件。後來有人批評他，他又補了一篇：堅持什麼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後來李洪林還出了一本小冊子。胡喬木很敏銳，看得透徹，他說：你說堅持什麼樣的四項原則，就這個問題寫文章，實際上你是從另一個角度來否定四項原則，把四項原則作為一個爭論的問題，你堅持你的，我堅持我的，各走各的路。

這時周揚已是宣傳部的顧問了。在《歷史決議》透過以後，中央開了一個思想工作的座談會，鄧小平有個會前的談話，胡耀邦有個發言，喬木有個發言，周揚也有個發言。聽了周揚的發言後，地方上的同志普遍有個意見：關于思想問題的意見，北京就不統一，那我們回去後就很難辦了。

王任重當部長時，曾想讓王若水去宣傳部理論局當局長，兼副部長。他徵求我的意見，我說：王若水這個人靠不住。儘管這個人書讀了不少，文章也寫得不錯，但從這個人參加理論務虛會，集中攻擊毛澤東，而且把這樣的文章送到香港去發表，登載，可以看出這個人的為人。我當時用了這樣的話來評價：這個人有異己性。王任重接受了我的意見。但總要有個人來管理論啊，我向他推薦了王惠德當副部長。結果王惠德到了宣傳部搞出了那麼個東西，即前面提到的否定中國現在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關於過渡階段問題的理論，後來他又和李洪林搞了那個《理論研究參考資料》。實際上，宣傳部的理論局和王惠德等幾個人搞在一起，成為&ldo;四三&rdo;&ldo;左右&rdo;之爭中的主要對立面。這恐怕是一個不能不承認的現實。

在這種情況下，可能胡耀邦感到，讓宣傳部思想這麼混亂下去不行；王任重的身體一下子又好不起來，總得有人去主持經常工作。可能出於這樣一個考慮，所以在我出席了北京地區理論座談會，發表了上述那篇講話後，4月就接到了讓我去宣傳部的通知。我當時調了鬱文來當宣傳部常務副部長，他是建國初期我在新疆的老搭檔(當時分局的宣傳部長是我，鬱文是副部長)，原有的副部長都沒變，有個廖井丹後來和我合作得很好，還有賀敬之、王惠德，以後教育口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歸宣傳部管，又增加了個曾德林。顧問還是周揚。除了王惠德以外，我們正副部長之間合作得很好。我上任後，還是老辦法，找宣傳部的各個單位聽匯報、瞭解情況，都輪了一遍；少的半天、一天，多的兩天。八九個單位用了一個多星期。在這個基礎上，4月13口召開了一個部務會議的擴大會議，我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