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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當時這種情況，我們研究室也感到問題嚴重，不正視、不解決不行。因此經常和勞動部門的康永和交換意見。勞動部門也吸收了一些年青人進行培訓，然後幫他們介紹和安排工作。勞動部系統還創辦了勞動服務公司。因為國營企業安置不了那麼多人，我們建議允許個體經濟存在和發展，並且想辦法發展集體經濟來吸收勞動力。當時也確實有很多清規戒律，如有的集體經濟不但沒有勞保、醫療，他們的工資還低於國有經濟。

在和勞動部門交換意見的過程中，我在有的場閤中發表了自己的意見。我認為主要是要發展集體企業，同時也要允許個體企業存在、發展，要允許這些企業工資高於國有企業。因為很多安置在集體企業的人不安心，工資少，勞保、醫療待遇較差或沒有，都希望企業升級。而事實上，搞企業升級是不可能的。

隨著農村包產到戶的出現，我也開始注意這方面的問題，並轉發了有關雙包到戶的材料。如安徽省肥西縣搞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的材料，就是由我們書記處研究室送給鄧小平同志的。鄧小平在5月31日發表&ot;關於農村政策問題&ot;的談話時，肯定了肥西縣的包產到戶和風陽縣的大包幹。

隨著包產到戶的推廣和貫徹，剩餘勞動力的問題就更加突出了，一些有本事的人，如專業戶，重點戶，紛紛出現。這些在1980年以前已有所表現，到了1980年就成為無法迴避的問題。當時不開放個體經濟不行了。問題在於允許個體經濟存在的同時，要引導他們向合作經濟發展，這個工作沒做，是個缺陷。但在那時即使制定了這樣的政策，也實行不了，個體經濟的出現和發展勢不可擋。而要允許個體經濟存在，就勢必發生階級分化。私營經濟就是在個體經濟的基礎上產生的，也是必然會產生的。

我當時對私營經濟和僱工剝削的出現，並不持反對態度，而是主張對這個問題要進行調查研究，瞭解這個東西出來以後會產生什麼新問題，新問題出現後，領導上要幫助解決些什麼問題。我所關注的是這方面的內容。而趙紫陽、胡耀邦、萬裡就是主張放，放手讓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發展。我提出要做調查研究，胡耀邦說這是從概念出發。我們做了一點調查研究，卻被認為是錯誤的。我們曾經想召開全國各省市研究室主任會議，一起來研究個體和私營經濟的發展情況，研究出現的新問題，商討如何做調研，出了些簡報。胡耀邦看了這些簡報，說，如果這個會議一開，就是給下面一個暗示，中央的政策要變。我和研究室的同志，對於私營和個體經濟的態度就是上面所說的。對包產到戶，接觸了許多材料後，我堅持兩條：一是堅持土地公有；二是要研究和關注生產責任制的多種形式，不要只注意家庭聯產責任制。對於前一條，情況比較好，因為實踐證明這一條不可動搖；對於後一條呢，包括後來多種形式的發展，沒有引起更多的重視。我想，這與全黨愛颳風有關，一旦一個東西被肯定，不管條件適合與否都照搬。如果當時能瞭解清楚生產責任制有多種形式，有不同程度的公有製成份，那就可能會出現在的情況要好一些。

忙碌的一九八○年

八 城市改革的兩類試點

關於城市改革，書記處研究室和經委袁寶華進行了兩類試點。一類是廠長負責制的試點，在東北、北京、天津搞了好多個企業。當時想改變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為廠長負責制，但試點的結果是沒有人贊成，其中理出之一是取消了黨委集體領導，就沒有地方掛鉤了，脫鉤了。例如在過去，由市委、區委來領導廠黨委，國家和黨中央的政策經過各級黨委到了基層了；以後工廠取消了黨委，由廠長負責了，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由誰來管我們啊。這就發生了問題，試驗的結果得出一致的結論：不贊成。這樣，鄧小平同志《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