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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附庸，有的批評中央輕視職工運動；每次都由任主席的李大釗為中央的現行政策略加辯解，

結果多是將這些不同的意見，呈報中央要求解釋。我在這些辯論中，要完全置身事外是不容

易的。我只有在會議上宣稱：同志們都已知道我的意見，但稱應遵守服從多數決定的諾言，

不便繼續發表反對意見。

我既是人所共知的中共黨內反對派的首腦，代表著強大的反對意見；北京的蘇俄人員似

很想知道我的動向和意見。華俄通訊北京分社社長的斯雷拍克，便與我保持經常的接觸。他

曾在共產國際工作過，擔任威金斯基的助手，與我原是相識的。這次重逢，他夫婦倆對舞顯

得特別親切。我也常到他們家中閒談。他們雖從未對中共現行政策表示意見，但神情中似乎

相當同情我的見解，我所表示出的意向，也似曾由他反映到共產國際去。

九月底，著名的鮑羅庭來到中國，道經北京前往廣州，曾由斯雷拍克的邀約，與我一度

晤談。我當時並不知鮑羅庭為何許人，負有何種任務。他首先向我表示：到北京不幾天，還

未與中國朋友接觸，對中國現況也不瞭解，願即往廣州看看南方的情況；希望我告訴他一些

中國的情形。他從我的談話中，知道我並不根本反對國共合作；似乎特別高興。當我談到中

國軍閥是一群並無國家觀唸的自私之徒的時候，他表示不贊成。他雖未加證明，但說中國軍

閥之中，也有不少愛國者。他這種看法，代表著當時蘇俄一部分外交人員的意見。他給予我

的印象，也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外交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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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誰知這位並未引起我特別注意的鮑羅庭，後來卻在中國起了不平凡的作用。我們從這次

接觸之後，一直保持著很好的友誼關係。他是在八月間加拉罕來到北京以後，經孫中山先生

的函請，由加拉罕派往廣東工作的。他初去廣州的時候．似未有任何正式的名義。只因他與

孫中山先生相處甚得，才成為蘇俄共黨和政府駐廣州的代表，併兼任孫中山先生與國民黨的

政治顧問。

十一月初，威金斯基重來中國，道經北京前往．上海。他同樣約我在斯雷拍克家單獨晤

談。他首先表示，他接替馬林來任共產國際駐中國的代表，已經知道了我在第三次大會中的

發言內容；並宣告共產國際並不贊成馬林的作法，要他來聽取我的意見。

當他知道了我於第三次代表大會之後，在黨內政見紛歧的情況下，仍極力維護團結的種

種情況，他表示非常高興。他向我坦率的說，共產國際是堅持國共合作政策的，共產國際內

有些人有點懷疑我有反對這一政策的傾向。他滔滔不絕的勸我不要反對這一政策。接著他又

說明共產國際並不贊成馬林那種看輕中共的態度。共產國際所以要中共加入國民黨，用意在

使國民黨革命化，決不贊成犧牲中共的獨立。他並說到我主張中共負責人員不兼任國民競職

務，積極領導工農運動等等，都是共產國際所稱許的，認為馬林打擊這種意見是不對的。

我聽了威金斯基這一番話，心中如釋重負。但我仍向他詢問，共產國際為何放棄國共建

立聯合戰線的原定主張，改採國共在組織上混合為一的路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