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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他的鼻子上做了z型整形，取下部分耳朵的軟骨來延伸鼻樑，然後用一個奇妙的阿貝皮片技術縫合了他的上唇，手術在演示廳裡吸引了一大批學習和觀摩的醫生。

醫生們對手術的效果很滿意。多拉德婉言謝絕了別人舉過來的鏡子而向窗外望去。

音像資料圖書館的記錄顯示多拉德曾借出過很多電影，大部分都是關於外傷的片子，而且他借出的影片總是隔夜才還。

他1958年又一次入伍了，在這第二次兵役中他找到了香港。他所在的部隊的軍部在南韓的漢城駐紮，在五十年代末期他為部隊沖洗小型的偵察機跨越三十八度緯線而拍攝到的照片。在年假中他得以一年兩度去香港。香港和九龍在1959年是任何人都垂涎嚮往的地方。

外婆在1961年從療養院被接回家，她的狀態是長期服用鹽酸氯丙嗪後的無表情的靜默。多拉德申請因需復員並獲批了，所以他比計劃提前兩個月退役，以便回家照顧外婆。

那段日子對他來說也是段意想不到的安靜的日子。他在蓋茨威的新工作可以讓他請得起一個保姆白天陪外婆。晚上他們在客廳裡坐著，互相不說話。一臺老式座鐘的滴答聲和打點聲是打破寂靜的惟一聲響。

他看到過母親一次，那是在1970年外婆的葬禮上。他仔細看著她，從她身旁走過，他黃色的眼睛和她是那樣驚人地相似。她也許是個陌生人。

他的外表很讓母親吃了一驚。他的胸很闊，身體壯實，和她一樣的漂亮的膚色，還有別致的小鬍子。她懷疑那鬍子是從他的頭髮中移植過來的。

她在葬禮一個星期後給他打了個電話，可是對方的聽筒慢慢地掛上了。

外婆去世後的九年裡多拉德的生活沒有被打擾過，他也沒有去打擾任何人。他的前額平滑得像一顆種子。他知道他在等待，可為什麼而等，他不知道。

一件很小的事情，一件每個人都會遇到的事情，告訴他顱骨裡的那顆種子：時間到了。那一天他在朝北的一個窗戶前站著看某個膠片時，他發現自己的手在變老。彷彿他拿著膠片的雙手剛剛在他眼前出現一樣，在明亮的光線照射下，他看到手上的面板在筋骨上鬆弛了，而且他的手上開始出現菱形的像蜥蜴身上的鱗一樣小的細紋。

當他向著光線把手轉過去的時候，一股強烈的煮西紅柿和捲心菜的味道把他全身浸了個通透。儘管屋子裡很暖和，他卻不禁發起抖來。那個晚上他比平時還賣力地工作。

多拉德的閣樓的牆上掛著一面與身齊長的鏡子，在槓鈴旁邊。那是整棟房子裡惟一一面掛著的鏡子，對著它他可以盡情地欣賞自己的體格，因為在外面他總是戴著面具。

在鼓起一塊塊肌肉時他仔細審視著自己。四十歲的他完全可以在當地的健美比賽中出色地一展雄姿。可是他並不願意。

在那個星期裡他後來看到了布萊克的版畫，他在剎那間被吸引住了。

他在《時代》雜誌上看到了一張面積很大的全色的照片，那是作為一張插圖配在一篇報導倫敦泰特博物館回顧布萊克作品展的文章旁邊。布魯克林博物館當時把《紅色巨龍與披著陽光的女人》寄到了倫敦參加展出。

《時代》的藝術評論家說：&ldo;西方藝術中惡魔似的形象很少能像這幅畫一樣輻射出噩夢一般的性的力量……&rdo;多拉德不用看這句評語就能領略到畫的魅力。

隨後的幾天中他把這幅畫帶在身邊，晚上在暗室裡他把它拍下來並放大了。許多時候他都很激動。他把畫掛在健身室鏡子的邊上，鍛鍊的時候盯著它看。他只有在工作得筋疲力盡而且需要他的醫療的影片幫助他釋放性慾以後才能入睡。

九歲那年他就知道在心靈的最深處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