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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國內形成的關於流亡分子的觀念謬誤到如此程度，如果舉行一次群眾測驗：流亡分子在西班牙戰爭中是支援誰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是支援誰的?‐‐大家都會一口氣回答：支援佛朗哥!支援希特勒!在我們國家裡到現在也還不知道，站在共和派一邊作戰的白俄流亡分子要多得多。弗拉索夫的各師和馮一潘涅維茨的哥薩克兵團(&ldo;克拉斯諾夫兵團&rdo;)是由蘇聯公民組成的，而根本不是由流亡分子組成的‐‐他們沒有去投靠希特勒。因此，站到希特勒方面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比烏斯在他們中間是孤立的。有一件事又似笑話而又並非笑話：鄧尼金曾急切地要去為蘇聯打希特勒，而史達林一度差點準備把他弄回國來(顯然不是作為一支戰鬥力量，而作為民族團結的一個象徵)。在法國佔領時期，大量俄國僑民，有年老的，有年輕的，參加了抵抗運動，巴黎解放後，他們蜂擁到蘇聯大使館申請返回祖國。不管是什麼樣的俄羅斯‐‐但它是俄羅斯!‐‐這就是他們的口號，而他們也正是這樣來證明從前說熱愛它並不是撒謊(在四五到四六年的監獄裡他們幾乎是幸福的，因為這些鐵窗、這些看守‐‐都是自己人，都是俄國人;他們瞧見蘇聯的小夥子們搔著後腦門說：&ldo;我們何苦要回來呢?我們在歐洲擠得難受嗎?&rdo;覺得很驚奇)。

但是，按照史達林的邏輯，任何一個在國外住過的蘇聯人都應當關進勞改營，這些流亡分子怎能避免這種命運呢?在巴爾幹，在中歐，在哈爾濱，蘇聯軍隊一到，立即逮捕他們，從寓所裡抓，在街上抓，像抓國內的人一樣。暫時只抓男人，而且暫時還不是所有的男人，只是那些有過政治表現的人(他們的家屬過了一陣子被遞解到俄國的流放地，有的就留在保加利亞、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在法國，先是把他們接納為蘇聯公民，舉行隆重儀式，獻花，接著條件舒適地送回祖國，到達之後才動手把他們胡嚕進去‐‐在處理上海的俄僑方面時間拖得久些‐‐在四五年手還伸不到那裡去。但蘇聯政府派了一個代表到那裡，宣讀了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法令：寬恕一切流亡分子。是啊，怎能不相信呢?政府總不能說瞎話吧!(不管真的是否有過這一條法令，‐‐至少它對機關是沒有約束力的)。上海的俄僑高興得不得了。答應他們的條件是，想帶多少東西就帶多少東西，想帶什麼就帶什麼(他們帶了小汽車走，這對祖國會有用的)，在蘇聯想住哪裡就住哪裡;工作當然是完全按自己的專業。從上海把他們裝上了輪船。輪船的命運就已經是各不相同了：有些輪船上不知為什麼完全不供伙食。從納霍德卡港(古拉格的一個主要遞解站)下船以後的命運也是各不相同。幾乎把所有的人都裝上了貨運列車，像犯人一樣，只是還沒有嚴格的押解隊和警犬。有的給運到適於居住的地方，運到城市，真的讓他們在那裡住了兩三年。另一些用列車直接送到勞改營，在外伏爾加地區的森林裡的什麼地方把他們卸下來，搬著白色大鋼琴和花籃走下高峻的路基斜堤。從四八到四九年，那些倖存的遠東歸僑一股腦兒都被關了進去。

當我還是九歲的孩子的時候，對於讀當時在我國書亭裡隨便實的b&iddot;b&iddot;舒利金的藍皮小書的興趣，超過讀儒勒&iddot;凡爾納。這是從那個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的世界來的聲音，因而就是用最奇妙的想像力也不能推測到，過了還不到二十年，作者和我的腳步會以看不見的虛線在大盧賓卡的無聲走廊裡交叉起來。誠然，我同他本人相遇不是在當時而是再過二十年以後，但四五年春天我有時間仔細觀察許多年老的和年輕的流亡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