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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用天志、明鬼的形式為自己的政治學說，社會理想增添了一種神格的威懾力量。墨家以鉅子為首，以墨者之法為規範，有嚴格紀律的形式類似於宗教組織。墨子的政治思想、道德人格原則和具有宗教色彩的形式對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影響很大。王明在《從墨子到(太平經)的思想演變》一文中指出：&ldo;墨學演變為原始道教經典中一部分社會政治思想，它的內容比較豐富和深刻起來。就它思想的繼承性說，它是墨學的流變&rdo; 。《太平經》作為道教的基本經典，其教義雖多有荒誕無稽之處，然而在社會政治思想上宣傳的是一種克己利人，濟世救世，人人平等的太平世界。這種太平世界是和墨子兼愛交利，非攻助人的大同理想一脈相承，這對生活在艱難困境中的小生產者勞動者來說無疑是一種福音。由於《太平經》的教義有宗教組織形式相配合，能利用傳教、授徒的方式，使教義深入到小生產勞動者的思想和心理深層。漢末的黃巾起義，正是利用《太平經》和道教作為一種思想武器和組織手段，團結了起義的農民。墨子關於勤儉艱苦，自食其力的墨者之規也被納入原始道教的基本教規，是道教信徒所必須遵守的。教規的嚴厲，教徒的吃苦精神，使起義農民能保持廉潔的作風和奮鬥向前的精神，這亦是農民起義能持久下去並保持旺盛戰鬥力的一個支柱。由於教規是一種在自覺自願基礎之上的強制性手段，所以它能起到團結隊伍，穩定軍心，激勵獻身的巨大作用。

原始道教是下層小生產者的一種自發的民間宗教形式，後來被統治者所利用，用老莊的超脫塵世的虛無主義掩飾了墨家濟世救人的原旨，用個人奢侈享受的放縱代替了墨子勤儉吃苦的自律，從而一度蛻變成為貴族宗教。道士腐敗，宋徽宗曾自稱&ldo;教主道君皇帝&rdo;，大建道觀。&ldo;時道士有俸，每一齋施，動獲數十萬，每一宮觀，給田亦不下數千頃，皆外蓄妻子，置姬騰，以膠青刷鬢，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rdo;。 後來金、元時期北方新道教(包括全真、太一、真大道三派)的復興，其矛頭就是針對道士違背墨子思想原旨而腐敗墮落的狀況。王惲曾在《奉聖州永昌觀碑》中指出，道教&ldo;徇末以遺本，凌遲至於宣和極矣，葬極則變，於是全真之教興焉&rdo; 。他中肯地道出了新道教復興的原因。復興的主旨就是復興墨子的基本思想：自食其力，苦己利人，救世利天下。這裡摘錄數條記載以說明：

真大道者，以苦節危行為要，不妄求於人，不苟於移於己……輒草衣木食……當是時師友道喪，聖賢之學，湮泯嘶盡，惟是為道家者，多能自異於流俗，而又以去惡復善之說勸諸人……皆能力耕作，治廬舍……。 ……真大道教內有自己嚴厲的教規和私設的刑法，&ldo;聽獄訟，設刑威，苦有習然&rdo;，&ldo;有桎梏鞭笞之具&rdo; 。這點和墨家內部鉅子執墨者之法，懲治墨者，不受國家法律，皇帝旨意限制的情況十分類似。

北祖全真，其學首以耐苦勞，力耕作，故凡居處飲食，非其所自為不敢享，蓬垢疏糲……人所不堪者能安之 。

吾全真家……獨於周急繼困，解衣輟食，恆苦不及也……故其憔翠寒餓，痛自黥劓，若枯寂頭陀然 。

這些都可以看出新道教的興起，是從腐敗的貴族化向儉苦的平民化的回歸。下層小生產勞動者重新在新道教中找到了和自己生活方式相合拍的東西，得到了精神的寄託和慰藉，因而新道教能吸引大批小生產勞動者作為自己的信徒。嚴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