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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文化是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小農經濟結構，以家族宗法關係為基礎的中央集權的政治結構和儒學&ldo;忠、孝&rdo;觀念為主要內容的社會思想的三者統一體。在這種文化環境中，社會思想對認識自然的要求，就是將自然現象作為超自然的預示和社會人事變異的徵兆，以此得出有利於統治階級的政治結論和道德原則，並企圖透過技術實踐和觀察自然現象，領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和方略。&ldo;技進於道&rdo;和&ldo;格物致知&rdo;，是在當時思想環境下認識自然的基本目的和基本方法。

中國封建社會以儒道佛為主體的傳統思想是以政治倫理問題為中心內容和思維材料的。因而它帶有兩個固有弱點。一是政治意識對自然科學內容的直接干涉，對自然物體和自然現象的解釋必須符合、服從現實政治鬥爭的需要，科學技術作為恭順的婢女直接為政治目的服務。二是固定的教條主義的思維模式，容易使社會思想日趨僵化。在這種傳統思想的束縛下，科學思想、科學理論的發展缺乏應有的獨立性，自然界也始終沒有成為認識活動的獨立物件。因而，在科學認識活動中不能形成一系列反映自然本質的基本概念和總體性範疇，完成理論上的抽象和概括，也就不能進一步構成相對獨立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科學形態。這種狀況，使一些科學學科始終停留在經驗科學的水平上。即使是古代中國比較發達的數學和天文學，它們的發展也一直是沿著經驗性和實用性的軌道。天文學發展的起點和終點是曆法的制定，數學則侷限於實際問題的數值解，以應用題集的方式表現自己的進步。

曆法的制定固然是農業生產和社會生活所必需的，但是在中國封建社會，制定曆法更重要的是以朔政，宣揚皇權神授為根本的政治目的。中國的德治思想和尊天命的政治觀念是相關聯的，天意是透過各種天象顯示的。對各種天象解釋的神格化是社會人事變遷更迭的天意、天命、天志所在。曆法本來是在變化的天象中來尋求規律性，說明歲月季節變化有序的客觀性，然而統治階級也用來說明天意的必然性，論證王朝興亡交替是天命的體現。因而，改歷就成為改制的中心內容，曆法的制定和修改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

從西周起，以觀象、授時、制歷為主要內容的古代天文事業，一直是中央直接控制的官辦事業。歷代王朝大都禁止私人從事天文研究，有的王朝甚至以法律形式確定下來，如《大明律》規定，私習天文者杖一百。以曆法為主要內容的古代天文學只重視計算天體移動的位置，這是和人們重視季節變化，重視王朝變遷的態度相關聯的。中國古代天文學不把大體執行的軌道和規律作為研究物件，這與沒有把自然界作為獨立的認識物件的思想相關聯。這種認識傾向使人們在研究天文學時沒能從幾何學和力學的角度來研究天體運動，用幾何學和力學的模型來認識、構畫宇宙的宏觀結構。古代中國的宇宙理論和天文觀測是不相銜接的。儘管古代中國有年代悠久而未間斷的天文觀測記錄，但在宇宙理論中佔統治地位的始終是直覺想像的&ldo;天圓地方&rdo;的蓋天說。因為這種蓋天說和封建社會的政治、倫理觀念相適應，所謂&ldo;天道圓，地道方，聖王法之所以立上下&rdo; 。在歐洲，托勒密的地心說，哥白尼的日心說，現代宇宙結構學說的各種模型，都是透過幾何‐‐力學模型的方法構造起來的。這種構造性的模型方法，使宇宙理論建立在詳盡的天文觀測和精確的數學計算的基礎上。例如，刻卜勒根據第谷對火星的觀測資料，發現火星的軌道是橢圓，不是圓。實際上火星軌道的偏心率只有0093 ，表現在黃經方面，兩者相差只有8 弧分，而這8 弧分的誤差使宇宙結構的理論完全改觀，引起了天文學的革命 。而古代中國的天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