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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變發生以後，馬經綸聞訊從通州趕來迎接李蟄北上，並且慷慨地供應地和隨從增眾的生活所需，使李炎的生活得以保持原狀。在通州，也經常有朋友和仲嘉者的拜訪和請益，因此生活並不寂寞。

在生命中的最後一年裡，他致力於《易經》的研究。因為這部書歷來被認為精微奧妙，在習慣上也是儒家學者一生最後的工作，其傳統肇始於孔子。李蟄既已削髮為僧，他已經瞭解到，所謂&ot;自己&ot;只是無數因果迴圈中間的一個幻影；同時，根深蒂固的儒家歷史觀，又使他深信天道好還，文極必開動亂之機，由亂復歸於治，有待於下一代創業之君棄文就質。在1601年，李費提出這一理論，真可以說切合時宜，也可以說不幸而言中。就在這一年，努爾哈赤創立了他的八旗制度，把他所屬的各部落的生產、管理、動員、作戰歸併為一元，改造為半現代化的軍事組織。而也是僅僅兩年之前，這個民族才開始有了自己的文字。就憑這些成就，努爾哈赤和他的兒子征服了一個龐大的帝國，實質上是一個單純的新生力量接替了一個&ot;文權&ot;的王朝。所謂&ot;文極&ot;，就是國家社會經濟在某些方面的發展，超過了文官制度呆板的管制力量，以致&ot;上下否隔，中外聯攜&ot;。努爾哈赤的部落文化水平低下，但同時也就在&ot;質&ot;上保持著純真。舍此就波，泰否剝復，也似乎合於《易經》的原則。

然而在這易代的前夕，李蟄又如何為自己打算呢？即使其對李蟄還不是古稀的高齡，他也用不著考慮這個問題了。因為問題已經為利科繪事中張問達所解決。張問達遞上了一本賽疏，參劾李蟄邪說惑眾，罪大惡極。其羅織的罪狀，有的屬於事實，有的出於風傳，有的有李蟄的著作可以作證，有的則純出於想當然。其中最為聳人聽聞的一段話是：&ot;尤可根者，寄居麻城，律行不簡，與無良輩遊庵院。挾妓女白晝同浴，勾引土人妻女入庵講法，至有攜裝枕而宿庵觀者，一境如狂。又作《觀音問》一書，所謂觀音者，皆土人妻女也。&ot;接著，給事中提醒萬曆皇帝，這種使人放蕩的邪說必將帶來嚴重的後果：&ot;後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於明劫人財，強摟人婦，同於禽獸而不足恤。&ot;此外，由於李蟄妄言欺世，以致佛教流傳，儒學被排擠，其情已形極為可怕：&ot;選來緩紳大夫，亦有學咒唸佛，奉僧膜拜，手持數珠，以為律戒，室懸妙像，以為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於禪教沙門者，往往出矣。&ot;而最為現實的危險，還是在於李蟄已經&ot;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僅四十里，倘一入都門，招致蠱惑，又為麻城之續&ot;。

皇帝看罷奏流之後批示：李蟄應由錦衣衛捉拿治罪，他的著作應一律銷毀。

在多數文官看來，李蟄自然是罪有應得，然而又不免暗中彆扭。本朝以儒學治天下，排斥異端固然是應有的宗旨，但這一宗旨並沒有經常地付諸實施。李蟄被捕之日，天主教傳教土、義大利人利瑪竇（此人和李蟄也有交往）早已在朝廷中活動，以後他還要繼續傳教，使一些大學上尚書乃至皇帝的妃嬪成為上帝的信徒。而萬曆皇帝和母親想聖太后則對佛教感覺興趣。雖說在1587年曾經因為利部的奏請，皇帝下令禁止士人在科舉考試的試卷中引用怫經，但是在1599年，即李蟄被捕前3年，他卻告訴文淵閣的各位大學土，他正在精研位藏&ot;和&ot;佛藏&ot;。這還有行動可以作為證明：皇帝經常對京城內外的佛寺捐款施捨，又屢次派出宦官到各處名山巨剎進香求福，而好幾次大赦的詔書中，更充滿了佛家慈悲為本的語氣。所以，要把提倡異端的罪魁禍首加之於李蟄，畢竟不能算做理直氣壯。

但是另一方面，李蟄之所以罪有應得，則在於張問達的奏流具有煽動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