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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們傳統經濟也另有它的特點。財產所有權的維護和遵守契約的義務，不能在大量商業中徹底維持，卻最有效地體現於農村中的租伯及抵押上。這些契約所涉範圍雖小，其不可違背已經成為社會習慣，農村中計程車紳替老就可以保證它們的執行，只有極少數的情況才需要驚動官府。因為如果不是這樣，整個帝國的農村經濟就無從維持。所以，海瑞無視於這些成約在經濟生活中的權威意義，單憑一己的是非標準行事，如果不遭到傳統勢力的反對，那反倒是不可設想的事了。所以戴鳳翔參劾他的奏疏中說，在海瑞的轄區內佃戶不敢向業主交租，借方不敢向資方還款，雖然是站在高利貸一方的片面之辭，然而如果把這種現象說成一種必然的趨勢，則也不失為一種合理的推斷。而這種現象一旦發生並蔓延於全國，則勢所必然地可以危及全帝國的安全。戴鳳翔的危言聳聽所以能取得預期的效果，原因即在於此。

在被迫退休之後，海瑞編印了他從政期間的記錄，其中包括各種公私檔案。流傳到今天的這部文集，反映了海瑞確實是一個公正而廉潔的官員，具有把事情辦好的強烈願望，同時還能鞠躬盡瘁地去處理各種瑣碎的問題。

使讀者首先注意到的，是他處理財政問題的篇章。在洪武時代制定的賦役制度，流弊已如上述。其最為百姓所苦的，顏為名目繁多而數額無限的&ot;役&ot;。大戶人家可由官僚的身分而閾免，這些沉重的負擔就不可避免地落在中小地主身上，並往往使他們傾家蕩產。在推行了近二百年之後，帝國政府已深深感到窒礙難通而不得不加改革。改革的辦法是把各種名目的賦役摺合成銀兩，以附加稅的形式遍加於全境的土地上，不分貧富，許商徵銀。這種新的稅制稱為&ot;一條鞭法&ot;。地方政府就用這些附加收入以支付各種力役。

一條鞭法有其簡明易行的優點，也多少限制了花樣百出的舞弊營私。但過去按田畝數量而以累進稅方式而分派的各種賦役，此時以平均的方式攤派，本來屬於富戶的一部分負擔從此slj轉嫁於貧家小戶。這也就是放棄了理想上的公允，而遷就事實。出於對農民的同情，海瑞廢除了自己應收的常例，並以種種方法限制吏前的舞弊。但是這些改革，仍然收效甚微。因為本朝的財政制度雖然技術簡陋，牽涉面卻十分複雜，如果加以徹底改革，必須釐定會計制度，在中上級機構中，實行銀行管制的方式，亦即無異於徹底改組文官集團，這當然是無法辦到的。再則海瑞的著眼點也過於瑣屑，他被政敵攻擊為不識大體，也不儘是鑿空構陷之辭。比如說，他的節約到了這種程度，除非交員送上一張繕正的公文，他決不另發一張空白的文書紙。

海瑞文集中有關司法的部分，雖然易於被讀者忽略，但它的歷史價值卻至為重要，因為它所闡述的這一龐大帝國的社會背景，較之任何論文都為簡捷明白。從這些檔案可以看出，地萬官縱使具有好心，他也決沒有可能對有關人權和產權的訴訟逐一做出公正的判決。因為在農村裡，兩兄弟隔年輪流使用一個養魚池，或者水溝上一塊用以過路的石板，都可以成為涉訟的內容。如此等等的細節，法律如果以保護人權和產權作為基礎，則一次訴訟所需的詳盡審查和參考成例，必致使用眾多的人力和消耗大量的費用，這不僅為縣令一人所不能勝任，也為收入有限的地方政府所不能負擔。而立法和司法必須全國統一，又不能允許各個地方政府各行其是。既然如此，本朝的法律就不外是行政的一種工具，而不是被統治者的保障。作為行政長官而兼司法長官的地方官，其注意力也只是集中在使鄉民安分守己，對於他們職責範圍外沒有多大影響的爭端則拒不受理。這一類案件照例由族長村長或替老士紳調解仲裁。為了鼓勵並加強這種仲裁的權力，我們帝國的聖經&ot;四書&ot;就為讀書人所必須誦習，而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