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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彭梅魁百分之百地相信黨，和伯伯在政治上劃清了界限。但是在生活上，她一直照顧著孤單的伯伯。

記者：1959年7月，在廬山會議期間，彭老總因為反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的“左”傾錯誤，為民請願而受到錯誤的批判，被打成“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骨幹成員，並被免去國防部長職務。在彭老總一下子被打成“罪人”的時候，您卻主動向單位說出了您和他的關係。當時您為什麼這樣做呢？有沒有考慮過您這樣做的後果？

彭梅魁：我是黨員，黨支部向黨員幹部傳達廬山會議檔案內容，說彭德懷是反黨、反毛主席、反社會主義的。我聽了很難受，眼淚都要流出來了。他們說的話我句句都信了，這是黨的話啊，我百分之百地相信。回來以後一夜沒睡覺，我老伴不是黨員，這是黨內的秘密，我沒跟老伴說。我相信黨的話，但是自己有一個疑問：伯伯對我們這麼好，伯伯工作了這麼多年，平江起義、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他現在怎麼變成這樣了呢？我認為我只能從政治上跟他劃清界限，我不能現在就不管他了，這樣做我就缺了人性。

第二天我就去找我們黨委書記，跟書記說我是彭德懷的親侄女。這是我第一次跟別人說起我和伯伯彭德懷的關係。然後我就問，伯伯沒兒沒女，對我們這些侄兒侄女關心得非常周到，我今後還能不能去看他？書記很爽快地說，你能去看，他不還是政治局委員嘛。我當時就放心了。

記者：您後來去看彭老總的時候，他的精神狀態好嗎？他有沒有向您說起他當時的狀況？

彭梅魁：9月我到中南海看伯伯。平常伯伯都是坐在辦公桌後面，這次他在屋裡的沙發上坐著。我一進去就喊伯伯，但聲音好像有點噎住了。也許他聽見了，也許沒聽見，他也沒喊我，也不和我說什麼。我就到那兒自個兒坐下，我一句話都沒說，我也沒流眼淚。我就用牙齒咬著嘴唇，在那兒待著。

伯伯就說，梅魁，我名譽不好，你也知道了，你以後不要到我這兒來了，以免影響你的工作，影響你的進步。我一句話都說不出來，眼淚就流下來了。後來我握著伯伯的手，說我走了，伯伯跟我說，你以後再也不要到我這兒來啦，我很快就要搬家了，要搬到清華大學和頤和園那一帶。就這樣，我走了，一句話也沒跟伯伯說。

這個時候，儘管彭德懷比任何時候都需要親情、溫暖和歡樂，但是為了不使孩子們心靈蒙上一絲陰影，彭德懷內心懷著無法訴說的苦楚，選擇了一種常人難以理解的方式表達他對後代的愛心。

記者：彭老總搬出中南海後，為了不連累你們，他沒有把新的住址告訴你們，那您後來是怎麼找到彭老總的新住處的？

彭梅魁：那年的10月1號北京為慶祝國慶節舉辦*，廠裡沒通知我去參加。第二天一清早我就去中南海看我伯伯。到了中南海，警衛員不讓我進，說彭德懷搬走了。我就打聽到頤和園、清華大學怎麼走。有人告訴我說坐31路車。上了31路車，我看見有一塊兒地方有學校，是鋼鐵學院，就下車了。下車也不知道上哪裡去，就問警察，警察說不知道。我就又上了31路車，走到有警察的地方我又下車，再問，一共下來有三四次吧。後來到了清華大學，我就下車走，走到有警察的地方就問，後來走到101中學附近，看到一個警察就問他，知道彭德懷住在哪兒嗎？他問我是他什麼人，我說我是他的侄女，還把工作證掏出來給他看。他看完了以後，打量了我一下，說，你從這兒往西走，走幾步，有一條小馬路，往南拐，拐到盡頭有一堵牆，再沿著牆向西走，有一個衝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