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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商品與貨物的流通，從而積極地促進社會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增加，而社會財富的增加又必然導致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

從而增加其受教育的機會，促進科學、技術、藝術的發展，而人民文化素質的普遍提高又必然導致對專制統治的否定與反叛。

自由商業活動對社會所起的作用效果，恰恰與集權的專制統治形成尖銳的對立，集權統治要求人民空間位置凝固，彼此之間杜絕橫向聯絡，保持小農經濟的統治地位。

以實施人身控制和弱（貧）民術，自由商業活動尊崇的是等價交換的價值規律，其基礎是金錢面前人人平等，與等級制，特權制是水火不容的。

而且商業可以促進人力，資金，技術，資訊，商品等的橫向流動，這又是對人身控制的極大危害，勢必威脅專制制度的根基，統治者不遣餘力地抑制它的發展就不足為怪了。

而在古代華夏，代統治者有一種天生的政治直覺，自由經濟發展壯大後一定會沖毀作為專制統治基礎的愚民術和貧民術這二條大堤，終至淹沒，埋葬專制統治制度，所以不遣餘力地將其控制在搖籃狀態，這種直覺深具眼光，從西歐資本主義的發展即可明見這一點。

西歐資本主義的發展始於十五世紀，由於歐洲特殊的地理環境和歷史傳統，自由商業一向比較發達（英、法等國歷史上的&l;重商主義&l;學派甚至認為財富直接來自商業活動）。

商人在逐步控制了金權之後，更進一步要問鼎政權，終致設定議會，監督國王，並成為維護商人以及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工具，由此導致了代議制的產生。

從而大大打擊、限制了國王、貴族的特權，並將其行為置於法律的監督之下。

可是這些統治者似乎忘記了，一個客觀存在的道理，經濟活動中的生產，流通，消費，分配四個環節必須互相配合，互相融通，才能互相促進，工商業為農業生產提供必要的技術，資金，資訊等，農業才可能發展，進步，人為將其對立起來是嚴重違反經濟規律的行為，絕對不可能達到繁榮經濟的目的。

表面上看重農抑商似乎是為了重農，其實從抑商的實際效果看，它不但沒有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反而使農業變得死板和僵化，長期停滯於簡單再生產狀態。

這樣的影響是巨大，整個華夏也因為這個錯誤的而導致整個的華夏都陷入了停滯不前，翻開華夏民族的歷史就能發現一件十分坑爹的事情。

整個華夏文明從王朝建立開始就完全陷入了一個死迴圈換句話來說就是一個停滯的階段，總是在恢復和毀滅之中重演。

在華夏統治者反覆強調農業為本業，商業為末業，強化本末意識，抹黑商人的形象，從日常生活方面對商人進行限制，對其服飾、建房、乘車都有歧視性規定，貶低商人的社會地位。

第二，在土地問題上，採取抑制兼併的政策，防止農民大量破產，穩固農業生產基礎；第三，強化戶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動。

第四，從多方面限制商人和商業活動：一是限制商人的政治權利，堵仕途之路，不許其後代做官，二是利用稅收制度懲罰商人，如西漢商人的算賦加倍；三是對暴利行業採取官營（史稱&l;官山海&l;），直接由國家壟斷經銷，不許商人染指，中國曆朝歷代主要是實行鹽鐵官營，因為這類商品需求量大且無價格彈性，官商以壟斷價格取代其市場價格，人民的財富被源源不斷的蒐括掉卻毫不知覺。

這一切的惡果最後還不是要各大的統治者和王朝還有華夏人來承受。

而為了避免這樣的事情再度發生，劉宇直接強行壓制掉所有人的反對，進行強行的政治改革，這也是他少有的幾次強行改革之一。

畢竟弊病竟然已經知道了，那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