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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許多腐敗官員的劣跡逃不脫民眾的目光，可是，由於沒有行之有效的監督與制約機制，群眾雖有滿腔義憤卻又無可奈何，告狀投訴往往石沉大海，許多人還受到打擊報復。久而久之，中國社會輿論和民眾心態近年來發生了耐人尋味的變化，不少人對腐敗已經能夠「理解」甚至「寬容」，他們認為「當官的貪點佔點很正常，只要給大家也帶來好處」。一些被看作是「能幹、實幹、有開拓精神」的官員因貪賄嚴重被查處時，許多人會念這些官員給大家曾帶來的「實惠」而感到惋惜。【42】仔細想想，這種心態上的變異，既可以從中國歷史上「貪賄文化」的深入人心上找到出處，又可以從現實社會政治結構中找到癥結。對不受自己監控、反而操縱自己的&ot;權力&ot;，民眾只能是既恐懼又艷羨，並充滿種種期待，希望陽光灑在自己身上，當權力果真將一些「實惠」和「好處」施予大家時，民眾怎能不欣喜激動感恩戴德？可誰都知道，這樣的「好事」太少了，多數腐敗官員都是隻顧自己並損害民眾利益的。當拿這些官員毫無辦法，當現實中的權力不能惠顧自己反而欺壓自己時，民眾只好幻想和盼望有一種更大更高的權力來整肅身邊的權力，懲罰那些千夫所指的貪官汙吏，並在這種幻想和盼望中混生活。而《雍》、《康》此刻適時出現了，這兩部電視劇塑造的兩位「好皇帝」，將民眾的幻夢藝術化和具像化了，觀眾對這兩部戲的熱衷，可以說是做著好皇帝夢的觀眾與螢幕上的皇帝的&ot;對視&ot;，觀眾期待的正是這種手握生殺大權、又代表正義和「道德裁判」的君主，觀眾對現實中腐敗官員的憤恨，在看戲的時候得到了渲洩，而在現實中無法制裁和清除的貪官，在劇中被皇帝及時察覺並被殺頭了。長期壓抑在觀眾心頭的憤懣，似乎得到了緩解，黃龍飛舞的青夢，在某些夜晚減輕了生存的焦慮，許多觀眾就像是受了委屈的孩子，「他們需要大量的安慰，他們終於得到了這種安慰」。

觀眾和讀者欣賞文藝作品時的這種複雜心態，在西方接受美學理論中受到了重視和研究。依據這種理論，一部文藝作品的意義，是在觀眾或讀者的接受過程中最終實現的。文藝作品不是「獨立存在的客體」，觀眾和讀者也不是單純和完全被動的接受者，他們積極參與作品意義的產生，他們是作品的共同創作者。德國著名文論家沃爾夫岡?伊瑟爾認為：在任何特定時刻，文藝作品的具體化都需要接受者的想像發揮作用，每一位接受者都填補作品中未寫出的部分，都以自己的方式填補作品的空白或不確定的地方。【43】美國學者諾曼?霍蘭德更認為：「接受者在一個連續不斷不可分割的交往過程中創造意義和感情，無法把產生自作品的部分和產生自接受者的部分分開……」，【44】勿庸贅言，這些理論主張將有助於我們對《康》熱播的大眾接受心理有更深的認識。

但是，無論民眾中的「好皇帝」情結如何根深蒂固，無論在觀看《康》、《雍》的過程中，觀眾怎樣參與了電視劇主題的創作和完成，這些一點都不減少這兩部電視劇編創者的責任，相反，倒更凸現了他們的編創意圖及其用心。作為知識者，他們早看穿了國人心中的「帝王思想」，他們對民間的「好皇帝」情結瞭然於胸，他們把握住了大眾的心理和期待，也把握住了當下中國的社會情狀和文化市場需求，他們在某種程度上迎合了大眾的期待與口味，頗為慷慨地先後製作了兩位「好皇帝」以饗民眾。表面上，是觀眾在看戲和做好皇帝夢，實際上，是編創者在操縱大眾的「看」和「做夢」，他們實施並完成了一種「幕後的牽引」。在跌宕起伏的戲劇衝突和刻意營造出的夢境中，編創者熟練地呼叫各種手法，強化了大眾的權力主義意識，強化了大眾對權威的畏懼和敬仰，加固了自我貶抑的「臣民」心態，培植了更多的專制主義文化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