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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朝鮮的影響力日增，日本與親日派的忌恨日深。朝鮮君臣初尚對中國存敬畏之心，久則漸起不滿之意。一八八四年吳長慶及所部半數，以中法關係緊張，奉命調防遼東半島，留韓三營由總兵吳兆有統率，袁世凱副之，名義為總理營務處，會辦朝鮮營務。同年中法戰爭擴大，中國失利，駐韓日使加緊勾結親日派金玉均、樸永孝、洪英植，煽惑國王李熙，說是中國行將崩潰，朝鮮欲圖改革獨立，正為其時。李熙的態度動搖，思稱雄自主。駐韓日使與親日派密謀舉行武裝政變，袁亦嚴行戒備。

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四日，政變發生。日軍佔據王宮，親日派奪得政權，親華派大臣多人遇害。袁世凱立即率軍彈壓，以美、英、德使領勸暫緩進攻，朝鮮大臣為了國王安全，亦有顧慮。第三天，情勢愈為險惡，袁即進王宮，擊敗日軍，中日各傷亡數十人，洪英植被殺，日使出走，使館焚毀。是為&ot;甲申（一八八四）事變&ot;。

中國恐事態擴大，中樞密諭李鴻章切勿與日生釁。本此原則，李與赴韓查辦的吳大澂商定派丁汝昌率兩快艦先往，命袁不得妄動。日本軍人高唱&ot;膺懲清國&ot;，法、美從中慫恿，日本政府當局則決定利用中、法戰爭，以談判方式與朝鮮解決，不追究事變責任，不許中國過問。一八八五年一月，日韓訂立京城條約，朝鮮對日謝罪，撫恤傷亡日人，賠償損失。一如壬午事變，中國在軍事上一時佔了上風，外交上不敢向日本明白詰問，含糊了事。更大的失策為中日天津條約的訂立。

日本對韓策略，自始即為將中、韓分開。京城條約既訂，趁中、法戰爭尚未結束，特遣伊藤博文來華，與李鴻章在天津會議，要求中國撤兵，懲處營官，補償日本民命財產。李於伊藤未到之時，已考慮共同撤兵問題，表面上爭辯雖烈，實無關宏旨。一八八五年四月十八日，天津條約簽字，中、日駐兵一律撤回，兩國均不派員教練韓軍，由朝鮮選僱其他外國武弁擔任。將來朝鮮若有變亂，中、日如須派兵，應先互相知照，事畢撤回。李之所以同意撤兵，一以越境遠戍，操縱難盡事宜。二為駐兵本為防日，日兵既撤，中國已無再留兵必要。三以約中有先互相知照的規定，將來日如用兵，可隨時為備，不虞其潛師突襲，即他國侵佔朝鮮，中、日亦可會商互援。他忽略了中、韓關係與日、韓不同。有了這個條約，無異承認日本的在韓地位，並束縛了中國的行動。他又認為伊藤無意吞併朝鮮，日本的富強尚須十年內外，系中國的遠患，非目前之所憂，中、日暫可相安無事；中國如及時自強，朝鮮可保。但是中國致力於自強已二十餘年，日本僅十餘年，今後十年中國的成就能否超越日本，恐李亦無把握。他於伊藤的雄心，缺乏認識，甚至希望與日本併力以抗第三者對朝鮮的侵略，始終不忘&ot;以夷制夷&ot;，結果反為日本所制。

第七章 憂患中的自強運動（下）（一八七四至一八九三）

第一節　洋務的再度推動

一、慈禧繼續當政

慈禧嚴刻寡情，對同治甚少假以詞色，動輒呵斥，使其唯命是從。同治頗有小慧，性好嬉戲，母子之間遂生隔閡。一八七二年，同治年十七歲，舉行大婚，次年二月親政，慈禧驟感寂寞。復以不喜她的兒媳皇后，同治夫婦生活受到干涉，鬱鬱不樂，左右嬖倖乘機媚誘，微服出入市厘，涉足酒肆青樓。一八七三年十一月，同治為逢迎慈禧，博其歡心，宣佈重修圓明園。以西北軍事需響孔殷，大婚用費已近二千萬兩，府庫支絀，言官奏請從緩，恭親王、醇親王、軍機大臣等同以為言。同治不許，並以察看園工為名，一再出宮。

一八七四年七月，同治的師傅李鴻藻等相繼上疏，或勸讀書、勤政，或請節用、愛人，或言焚毀圓明園之人尚在，&ot;安能禁其後之不復為？&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