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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九年六月，陳獨秀在北京散發傳單被捕，八月，《每月評論》被封，陳被監禁八十餘日，獲釋後前去上海。胡適與李大釗的問題與主義之爭即發生於陳在獄時。十二月，《新青年宣言》與胡適的《新思潮的意義》，同時由《新青年》刊出。胡謂新思潮是一新態度，即評判的態度，實際的表現，是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新青年宣言》的內涵，對政治為拋棄軍國主義（帝國主義），和金力主義（資本主義），創造新觀念，樹立新時代的精神，適應新時代的環境。新社會是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相愛的、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社會改造須由民眾運動。政治為重要的公共生活，政權屬於人民全體，不論有無財產。對學術思想，要創造生活所需的文學道德，尊重自然科學、實驗哲學，不取虛無的、不著邊際的、沒有信仰的、超實際的、無結果的絕對懷疑主義。這篇宣言出於陳獨秀的手筆，是胡適、李大釗主張的折衷。一九二○年一月，李又從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陳之轉向馬克思主義，和他之被捕及《每週評論》被禁或不無關係。到上海後他常與喜談馬克思學說及社會主義的戴傳賢、張東蓀過往，不久即與共產國際接觸，遂決定了他的態度。七月《新青年》再發宣言，正式擁護馬克思主義，承認用革命手段建設勞動階級的國家，創造禁止對內對外一切掠奪的政治、法律為現代社會第一需要。

梁啟超、張東蓀等贊成的是基爾特社會主義。一九二0年十一月，提出中國應發展實業，增進財富，調協勞資的主張。《新青年》加以駁斥，堅主走俄國的道路。無政府主義者，亦因反對布林什維克，而捲入論戰。原為愛國團體的少年中國學會，此時起了分化，國家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更是勢不兩立。胡適與陳獨秀之實行分手，亦在一九二0年之末。此後胡對於整理國故雖花了不少精力，仍不忘民主、科學，主走英、美的道路。梁啟超的意見頗有與胡適相通之處，所不同的是梁啟超之整理國故在發揚中國遺產，胡適是用近代科學方法，懷疑評判的態度，重估中國文化的價值。別樹一幟的為梁漱溟，他與梁啟超一致反對馬克思主義，擁護中國文化。不過梁啟超之擁護中國文化是有條件的，梁漱溟是無保留的。對於東西文化，梁漱溟與胡適更是背道而馳，胡主張西化，梁認為西化有百害而無一利。

總之，自&ot;五四運動&ot;以來，知識分子為了反軍閥、反侵略，對於西方的各種思潮、學說與主義，毫不選擇的向國內輸入，逐漸分為兩個壁壘。一個認為應取法英、美，遵照自由、民主、科學之路，循序而進；一個認為應取法蘇俄，採行共產黨的有效辦法、遠大理想，作根本解決。前者聲勢雖盛，而議論紛紛，始終不曾形成一個聯合陣線；後者堅定勇猛，步驟齊一，已有共同組織。不過一般社會人士，傾向自由、民主、科學的仍居絕大多數。

第二節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與國民黨的改組

一、中蘇接觸

列寧久已注意中國，辛亥革命後，更有興趣，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間，時常發表有關中國的言論，希望中國能走他的路線。獲得政權不久，即準備對中國有所行動。所採策略可分為二：一為正面的或公開的誘導中國政府，使中、俄關係正常化，俾得享有各種便利；一為側面的或秘密的聯結中國的反政府勢力，使和蘇俄合作。

一九一八年一月，蘇俄宣稱少數奴役亞洲的殖民地及勞動群眾的野蠻政策，必須徹底消滅，蘇俄準備派代表駐華，撤消在華領事裁判權，歸還租界。七月四日，蘇俄人民外交委員翟趣林（g v chicher），在蘇維埃代表大會宣佈對華政策，包括放棄帝俄在滿洲的全部掠奪品及在中國的特權。北京均未理會，此非全由於顢頇，而是怕有違協約國的意旨，畏懼蘇俄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