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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創辦《新青年》時，以為可以轟動一時，但是第一年，並不如所想像，銷行無多，每期僅印一千份。一九一七年起，為數漸增，日後達一萬五六千份，大專學校及中學學生爭先購閱，才算真正轟動一時，此與其反孔教言論固然有關，文學革命更引起青年的新鮮的趣味。過去的《新青年》，無異陳獨秀個人的雜誌，現在有如北京大學教授的刊物。正面的宣傳外，錢玄同又虛構一&ot;王敬軒&ot;其人，詆毀文學革命，再由劉半農加以反駁，青年讀者大為快意。一九一八年，為《新青年》的極盛時代，亦為知識青年最激動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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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魯迅是周樹人的筆名，與周作人為兄弟均留學日本。周作人任教北京大學魯迅任職教育部，並在北京大學兼課。

《新青年》出版伊始，聲言批評時政不是它的宗旨，陳獨秀所觸及的問題，雖幾乎處處牽涉到政治問題，尤其是民主政治問題，不過他所談的是政治理論，非實際政治。但是二者極難嚴格劃分，段祺瑞的倒行逆施，逼使陳獨秀不得不於一九一八年七月承認政治問題關係國家民族根本存亡，必須理會。如要中國政象清寧，一當排斥武力政治，反對軍閥；二當拋棄一黨勢力統一國家的思想，由各黨平分政權，有容讓敵黨執政的雅量；三當決定守舊或革新的國是，兩者斷不能並行。他當然主張革新，一切&ot;採用西洋的新法子&ot;，尊重民權、法治、平等。不久第一次大戰終了，他以為中國的新機運將至，更須督責中國當局與人民及時自奮。一向對政治有興趣的李大釗，對人民的希望尤殷。俄國十月革命已經一年，他的認識漸深，看出了一條新的出路。十一月，他在北京慶祝協約國戰勝大會中與蔡元培分以&ot;庶民的勝利&ot;、&ot;勞工神聖&ot;為題，發表演說。他強調這次戰勝的不是協約國的武力，而是全世界的庶民。十二月二十二日，陳、李共同創辦一個小型週刊，名為《每週評論》，分國內、國外大事述評、社論、隨感錄、國內勞動狀況等欄，以短小精悍鋒利之筆，批評時事問題。對外反對強國欺凌弱國，嚴責強國控制巴黎和會，及威爾遜的背棄諾言，有&ot;公理何在？&ot;的憤語。對內反對軍閥肆虐人民、把持政權，斥上海南北和議是為了分贓，不能代表人民，所有決議，須經國民大會透過，詆段祺瑞與日本結託，指軍閥、官僚、政客為&ot;三害&ot;。要除三害，國民須有參與政權的覺悟，對軍閥、官僚、政客舉行示威運動。社會中堅分子須挺身而出，組織以國民為後援的政黨，掃蕩依賴特殊勢力（日本）為後援的&ot;狗黨&ot;。一時影響力量之大，凌駕《新青年》之上，可說是&ot;五四&ot;學生示威的先聲。

一九一八年五月，留日學生因反對中日軍事協定，遭受日本警察毆辱，約三千人輟學返國，組織救國團，刊行《救國日報》。五月二十一日，北京學生二千餘人，起而響應，向政府請願，要求廢除此一協定，呼籲開國民大會，抵制日貨，這是學生運動的開始。六月，北京若干青年發起&ot;少年中國學會&ot;，&ot;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創造少年中國&ot;。1不久北京大學學生亦籌組&ot;新潮社&ot;、&ot;國民雜誌社&ot;。一九一九年一月，得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的指導贊助，分別出版《新潮》、《國民》月刊。《國民》仍用文言，富有濃熾的反日精神，對新舊思想主張調和。《新潮》的風格與《新青年》同，旗鼓互應，強調中國不能自外於世界潮流，必須知道現代思潮本何趨向而行，中國情狀去現代思想遼闊之度若何，以何方術納中國于思潮之軌。第一期出版後，一個月內，三次重印，銷數達一萬冊，與《新青年》同為最風行的刊物。&ot;五四&ot;示威的領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