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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亂對於政治軍事的影響，亦至重大。顯而易見的為正規軍的沒落，代之而興的為地方練勇，即湘軍與淮軍，以及其他私人武力，如雲南的岑毓英，甘肅的馬佔鰲。八旗軍久已空有其名，綠營亦驕頑腐窳。江南大營兩次陷落，其主力幾乎全部崩潰。保衛湖南，肅清湖北、江西、安徽、浙江，克復金陵，底定閩、粵的為湘軍，平定江南、閩南，及捻亂的為湘、淮聯合軍。至於廣西、貴州、四川、陝西、甘肅、新疆的底定，固均湘軍之力，雲南的底定湘軍亦與其役。簡言之，二十餘年大亂之削平，無一不賴湘、淮軍，尤其是湘軍。清的統治之得以續延五十餘年，可說是湘、淮軍所給予，但是清的權力已日益削弱。

清廷既侍湘、淮軍削平大難，湘軍轉戰十八省，淮軍的蹤跡亦遍及長江、黃河下游。軍事甫了，各省要區，悉以湘、淮軍留防，成為勁旅，稱為&ot;勇營&ot;。綠營益同虛設，因就中選擇訓練，編制、餉章，悉仿湘、淮軍之制，名曰&ot;練軍&ot;，始於直隸，各省相繼蹈行。此為近代兵制的一大改革。其實綠營與湘、淮軍互有利弊，綠營官皆選補，士皆土著，兵非將有，為國家的軍隊；但官不久任，兵為世業，訓練不施，心志不固。每遇徵調，臨時抽選，臨時命將，兵與兵不相習，將與兵不相知，團結不堅，指揮不靈，自難言戰。湘、淮軍上下一體，有如父兄之與子弟， &ot;將卒親睦，各護其長，其將死，其軍散，其將存，其軍完&ot;；委任專而事權一，形成一利害團體，人人肯出死力。其流弊則是國家的武力變為私人的武力，而以淮軍為尤甚。湘軍的領袖多為儒士，有其抱負，重尚道義，不必全視曾國藩的舉措為向背，不惟王[上（金）下（王王）]、左宗棠如此，江忠源、羅澤南、李續賓、楊嶽斌、彭玉鵬亦各有其是非。淮軍為後起，而日後對中國的影響遠在湘軍之上。淮軍將領流品不齊，出身與教養，多不能與湘軍相比，十之八九為鄉里豪強與不學武夫，志在富貴，惟李鴻章之命是從；李亦以利祿驅策之，非他不能督率統懾。繼承他的衣缽的為袁世凱。

湘軍餉糈來自捐輸、厘金、鹽課，多由自籌，如不得疆吏合作，事至不易。湘軍將領初任巡撫者，除甫抵任即戰歿的安徽江忠源外，僅一湖北的胡林冀。清廷雖採以漢制漢政策，而對於轉戰七年的湘軍統帥曾國藩，不僅不給以尺地寸土，亦未予以正式統兵名義。直至江南大營第二次崩潰，始不得不授以殘破的兩江。及浙江糜爛，復命兼辦浙江軍務。此後七年之間，湘軍出身之任封疆大吏者，有廣西巡撫劉長佑，旋升直隸總督，安徽巡撫李續宜，浙江巡撫左宗棠，旋升閩浙總督，江蘇巡撫李鴻章，後署兩江總督，遷湖廣總督，江西巡撫劉坤一，廣東巡撫郭嵩燾、蔣益灃，陝西巡撫劉蓉，湖北巡撫曾國荃，湖南巡撫李瀚章，雲南巡撫劉嶽昭，後升雲貴總督，陝甘總督楊嶽斌。他如河南巡撫嚴樹森，江西巡撫沈葆楨，與湘軍亦有相當淵源。湘人&ot;苟能軍，無不將帥者，苟能事，無不軒冕者&ot;。是後四十年間，兩江總督幾乎是非湘系將領或與湘軍有關的人物莫屬。自一八七〇年起，李鴻章任直隸總督，位居督撫之首，擁有數萬新式訓練裝備的淮軍，分駐近畿、江淮，控制江南、金陵、天津三大兵工廠，國防外交，一歸其經劃。一八六〇年以前，督撫以旗人居多，自是日漸減少，最後不及十之一二，代之者雖非盡屬湘、淮系統，而湘、淮將領實奠其基。他們握有地方軍政財大權，不僅為漢、滿權力消長的關鍵，亦為中央與地方權力消長的關鍵。當然中央的一紙命令，仍可決定疆吏的去留，但是事實上不能不有顧慮，每遇大事，不得不尊重他們的意見。

第六章 憂患中的自強運動（上）（一八六〇至一八八五）

第一節　朝局之變及時勢的認識

一、慈禧、恭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