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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幾年有這麼一種傾向，即把盟國關於戰爭罪行和非納粹化的政策輕率地斷言為考慮不周並且根本行不通。在本節開頭部分，作者已經試圖證明這樣的批評，至少其中那些比較極端的論調，完全是脫離歷史實際的；人們見到戰爭中所發生的一切，不可避免地要設法懲處德國的領導人並從德國根除納粹主義。許多德國人在納粹政權統治期間曾經無可否認地犯過駭人聽聞和慘無人道偽罪行，主張放過這種罪行不予懲處就等於主張不要在國際關係中建立道德準則，這種主張當然要遭到許多人（包括作者在內）的強烈反對。把懲處侷限在那些直接犯有罪行者的範圍內也是不公平的。尤其重要的是人們認為有必要採取某種措施以防止德國的侵略不斷成為世界和平的威脅，光靠物質上解除武裝顯然是有種種缺陷的。在最猛烈地批評盟國完全未能履行其戰時宣告的人中，會有那麼一些德國人，他們的意見對於盟國倒是至關重要的。

還有一種經不起檢驗的對非納粹化進行批評的論調，這就是認定它是一個政治過程，因此不應當把它當作一個司法過程來對待。如果堅持按這種表面上很動聽的主張去辦事，那麼除了人人有權自行其是地懲處納粹分子而無需考慮去建立準則之外，很難設想它還會有什麼意義。果真這樣做，有可能會導致大批人不經審訊就被殺掉，雖然其中有些人固然是罪有應得，但同時勢必有人藉此機會洩私憤，圖報復。這樣就會作出一些專橫的決定，而在處理各個不同案件的罪行與刑罰之間的關係時，也必然有很大出入。既然英美人聲稱他們作戰是為了使法治得到尊重，既然他們對共產主義的主要譴責之一就是蔑視法治，他們不可能始終如一地支援這種解決辦法。這種辦法的真正吸引力在於速度，而採用其他辦法也肯定是能夠達到這種速度的。

再說，以非納粹化會招致苦難為理由或者以拘留營的狀況太象集中營為理由來譴責非納粹化、那就更站不住腳了。拘留營的精神和宗旨畢竟與集中營全然不同，即使條件惡劣，但對這種狀況的不能改善要最終負責的，如前所述。乃是那些住在同一拘留所的人。時常還能聽到人們這樣說，先處理小人物的這種合平常理的原則，意味著在人們還普遍地保持著戰時對納粹主義的態度時就定了他們的案。給果，他們遭到較重的懲處，而主犯們反而得到從輕發落，因為後者是在人們對納粹的強烈憎恨開始減退之後才被審理的。這種看法忽視了這一事實：小人物已被釋放而得到自由，而主犯們還要在拘留營中忍受好多個月的困苦生活。而且，民主制度的最大壞事之中就是小人物自以為無足輕重，如上所述，這種想法在德國頗為流行。對納粹小人物的痛苦遭遇過分關心是方向不對的感情用事。

最後，更不能僅僅由於非納粹化引起德國人的廣泛不滿並且妨礙了盟國取得德國人的合作，而對之加以譴責。鑑於德國人口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曾經反對過納粹主義，盟國不論採取什麼治病救人的措施都很可能遭到阻撓。的確，德國人阻撓這一事實在一定程度上正好證明需要採取那些措施。嚴重的是社會各階層都聯合起來阻撓，而盟國對之最為倚重的那部分社會輿論（特別是教會）是批評得最厲害的。這就表明：不管在原則上非納粹化是如何有道理，但在執行中方法上肯定有不對頭的地方。

第一個明顯的錯誤就是時間拖得太長了。造成拖延的原因上面已作了說明，但卻不容易知道怎樣才能消除這些原因。任何一場戰爭結束以後，&ldo;興奮激烈之後緊接著不可避免地又變得冷靜&rdo;，而且只是在一段短暫的時間內被征服的人民是順從聽話的，征服者的態度是堅決的。非納粹化的規劃本應對這一因素給予更多的注意，從這個角度來看，擬訂的程式過於繁複了。本來有可能使機構和手續簡化一些，而仍然能夠做得公正並符合法治182 原則。本來